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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医治疗学》论时疫瘟疠

《道医治疗学》论时疫瘟疠 论甲型H1N1猪流感流 熊春锦 目录: 一、时疫的概念 二、时疫的分类 三、道医学分析 ㈠智能文明的特征 ㈡时疫生灭分析 ㈢揭开病毒的真相 ㈣时疫气机中的关键 ㈤甲型H1N1猪流感的气机病源 甲型H1N1猪流感本因透视 甲型H1N1猪流感感染中的病机
 
《道医治疗学》论时疫瘟疠
——论甲型H1N1猪流感
熊春锦
 
目录:
一、时疫的概念
二、时疫的分类
三、道医学分析
㈠智能文明的特征
㈡时疫生灭分析
㈢揭开病毒的真相
㈣时疫气机中的关键
㈤甲型H1N1猪流感的气机病源
甲型H1N1猪流感本因透视
甲型H1N1猪流感感染中的病机
四、西医比对
道医与西医合论——知其白,守其黑
五、时疫防治简介
㈠西医智能科学预防
㈡中医学防治
中医预防
中药治疗一
中药治疗二
针灸施治
㈢道医学防治
群体防治最重要
内因分析与防治
忌口而暂勿贪食
结束语
 
 
2009年3月底至4月中旬,墨西哥、美国等地接连暴发甲型流感病毒疫情,迅速被人们冠以“猪流感”的称谓。一些国家政府甚至考虑限制猪肉贸易。世界卫生组织4月30日宣布,从当日起,该组织不再使用猪流感一词指代当前疫情,而开始使用 “A(H1N1)型流感”一词。中国卫生部4月30日发布2009年第8号公告,将原人感染猪流感改称为“甲型H1N1流感”。
人们在长期接受西方智能科学教育,以及西医学全面深入社会的情况下,加上传统道德根文化教育的淡化失落,因而对本民族的医学——中医这一人类“慧性科学”与“智能科学”结合而诞生的文化所知较少,或者知之不深。人们常常认为中医是“慢郎中”,对急性病、急性传染病没有什么好办法,不及于西医。
面对这一场2009年将席卷世界的全球性灾祸。在此,我们站在道医学术观的基础上,运用道医学的学术理论和方法,综合性地对当前世界上颇为高发、频发的时疫瘟疠,也就是各种急性传染性疾病,作一点分析,并结合“甲型H1N1猪流感”进行一点剖析。希望能为人类医学的真正提升,尽点绵薄之力,造福于民族和社会。
一、时疫的概念
“疫”,是中医学对急性流行传染病的总称。“疫”字的本义指瘟役。“疫”,由“疒”与“殳”共同构成。“殳”,是“疫”字的形象表意;“殳”,是指长竿带勾取物,后演化为兵器,是击杀人的器具。《释名·释天》:“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玉篇·疒部》:“疫,疠鬼也。”“疫”,即为病因之毒气,依靠有质有形之物的病毒、细菌,而致病杀人。役”,《说文》:人“执殳巡行也”。《说文》:“疫,民皆疾也。”明确地指出“疫”是一种急性流行性传染病。
对于疾疫,最早期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和修身治世的《黄帝四经》中皆有记载和论述。《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刺法论》中指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诸病源候论·卷十》说:“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古人在这里不仅指出了疠气之病邪有传染性,同时指出了疫疠对人类的严重危害。
中医学术界,在清代对急性流行传染病进行了归纳分类,在“疫”字前加上“时”字,进行分类。清代崇祯十五年(1642),吴有性著《温疫论》。“时疫”,即指“疫”,瘟疫。因疫毒疠气从口鼻传入所致,有强烈传染性。《不知医必要·时疫》中指出:“此症有由感不正之气而得者,或头痛,发热,或颈肿,发颐,此在天之疫也。若一人之病,染及一室,一室之病,染及一乡、一邑。”《辨疫琐言》中还分类指出:“春则曰春瘟,夏则曰时疫,秋则曰秋疫,冬则曰冬瘟。”
近代中医学术界,一般都是依照《温疫论》而研究疫病。但是,因为中医在社会中并不具备明显的话语权,传统文化中对疫病的认识论,已经完全被西医所取代,因而人们只知西医之说,而鲜晓祖先之论。
“时”,是指天时法则。《说文》:“时,四时也”。
《黄帝四经》中指出:“天地无私,四时不息”。“君臣易位谓之逆,贤不肖并立谓之乱,动静不时谓之逆,生杀不当谓之暴。逆则失本,乱则失职,逆则失天,暴则失人。失本则损,失职则侵,失天则饥,失人则疾。周迁动作,天为之稽。天道不远,入与处,出与反”。“不顺四时之度而民疾”。“顺四时之度而民不有疾”。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和宇宙万物一样,是禀受天德地气的滋养而生成、按照四时交替而守信的法则而生长,所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天地无私守信而四时交替不违,人有私心贪欲而失信违时,违背天德地气规律而动。违时而乱。则气机必乱于身内,易感疫恶气之疾于一时。
“时疫”,是指人类本身违背自然客观规律,倒行逆施,不能顺应天地气机运行的法则而产生的疾病流行。故古有“天行时疫”、“气行非时”等论断。
二、时疫的分类
“时疫”的分类,一般而言可以分类为:暴发型时疫,迁延型时疫,季节型时疫,地域型时疫,高毒型时疫,低毒型时疫,年龄型时疫,特异型时疫等等。在疫病中,“暴发型时疫”中囊括了西医急性流行传染性疾病的学说。各种急性流行传染性感冒,同样归属于这一类之中。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们只重点讨论“暴发型时疫”,以利于举一反三,从道医学的分析中掌握各种类型时疫的病机、气机原理。运用道医学术观,兼容并畜于中医和西医的学说,完整而执两用中地认知疾病。
“时疫”中的流感,是疫病中最典型的一种流行传染病。20世纪以来,流感已经有五次造成世界性大爆发的记载,即1900年、1918年、1957年、1968年和1977年。其中,1918年的大流行中竟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惨剧。这场流感在美国被称为“西班牙女士”,但它却首先起源于美国,有可能也是从猪流感异变而传播的。在那一年,近1/4的美国人得了流感,导致50多万人死亡,几乎一半的死者是健康的年轻人。
猖獗一时的“萨斯SARS”流行暴发,以及当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开来的“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都属于“时疫”疾病中的“暴发型时疫”。
三、道医学分析
“疫”,其中的“暴发型时疫”,急性流行传染性疾病,人类已经研究了几千年之久。它的有质有形的始作者,智能科学的西医近代在形质上已经发现了它,这就是疫性恶“病毒”。但是,在智能科技未诞生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之前,东方的道医学在三千年前已经运用慧观,在精、气、神的气机学说中发现了它的形名,并且研究多年,具备丰富的经验。西医虽然发现病毒的客观存在,却并未能真正全面认识它和掌控它的生灭机制。如果站在道医学的学术观上,恰到好处地吸收中医和西医的研究成果,分析这种病毒的生灭机理,则可以比较全面地认识这类疾病,真正地提高防治效果,造福于人类社会。
㈠、智能文明的特征:
用道医学的学术观,分析“暴发型时疫”,急性流行传染性疾病的病毒,非常有益于人们了解和认识道医学的面貌,掌握道医学的系统观。因为我们所处的文明时代,是一个人类的智能文明期。智能文明对事物的认识,具有天然的局限性。我们如果不掌握智能文明的特征,也就无法站在道医学的角度全面解析“时疫”的病因机理。
《黄帝内经》中指出:“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这两句话,其实同样是道医学辨证病机的原则。详究考察周密分析病机,不能丢失其中“气”的变化才是正确的方法。谨慎小心地依照法度解析病机,应当分门别类寻根窥源找出其中的归属,直达内因和本因。
 

医学,诞生于文化之中;道医学,同样诞生于道德根文化之中。道医学诞生于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之中。道医研究实践者,若想全面掌握“时疫”的病机,首先必须对中华道德根文化的本质有所了解和掌握,才能建立起正确的智能认知。

迄今为止而又即将结束的一次人类文明期,在人类历史上是属于一种“智能文明”。智能文明期从一万年前开始进入,经历了由“慧性文明”逐步转向“智能文明”的漫长过程,从5122年前开始因为太阳系进入银河系射线无形光束中,这种慧转智逐步获得强化。在此以前的这一纪人类史中,她是上一次人类“光明文明期”的延续。因此,在5100年以前,人类曾经历了一个由“性慧光明”逐步丢失,产生后天“智能文明”的漫长转化过程。

中国文化中,全息地记录着人类这种从慧转智、智生慧隐、智能强化三阶段的“智能文明”逐步完整形成的过程。“智慧”一词,在中国的文化中虽然保存着这种信息的完整性,但是已经颠倒了主次。其中的智能文化独尊,慧性文化被异类化,丧失话语权,构成了“智能文明”的重要特征。智能文明期,在人类发展史上,对人类最大的弊端,莫过于道德信念的严重失落以及精神文明的丧失。

“智能科学”的偏执型发展,导致了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严重破坏着人类的生态大环境。所以这一次人类文明,同样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文明发展期。

人类性慧的逐步丧失,则使人类只能单纯依凭后天智能研究太极白中的一切,障碍人类科学的真正正常发展,故只能将其命名“智能科学”。“智能科学”在生命真相领域中的研究,只能局限于研究生命这个有质有形命体上的意识、体液、骨肉三大系统,“智能科学”无法更深入地研究生命中太极黑内的精、气、神。“智能科学”,是封闭在物理型框架中的科学,属于物理科学型,无法在能量型上产生显态的超越,进入有质无形的领域之中进行更高级的发展。在“智能文明”的末期,“智能科学”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人类正在积极寻找“智能科学”的突破之径。但是,慧性内的科学,是“智”与“慧”和谐同步研究的真科学。人类在这一次的智能文明期内,已经无法真正完成。

人类当前的一切努力,只是文明转换期中的一种过渡;而这种二十年的过渡期,人类也并未运用好,就已经接近了尾声。整个社会只是一种借鉴古代性慧观察的记录而进行回忆,其中只是使部分人重新激活性慧系统。而那种在文明转换期内重新使整个人类再度觉醒自己的慧能,从而实现智慧和谐统一,为新一轮的人类道德文明期的到来,奠定新文明基础的大好局面,似乎并未形成。
 
传统中医,是“慧性文明”为主导而与“智能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属于两者之间的“中性”文明。西医,则是典型而全面的“智能文明”的代表。在“智能文明”为主体的人纪中,传统中医在“唯智独尊”的文化大背景中,近几百年处于明显的劣势,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也就是完全正常的现象。所幸的是,人类“智能文明”也已经走到自己的终点,更符合自然客观规律的新文明正在孕育与临产之中。在这个临盆待产期,传统中医必定会迎来复兴的生机。
    道医学的研究病机,是继承上一人纪高端科学余绪和古代性慧观察的经验和智能科学研究成果的综合应用,属于理气科学,就是一种能量科学。正如老子所揭示的“知其白,守其黑”,运用唯德辩证法,“智”与“慧”同运而“执一以为天下牧”的方法。因此既不可执着于智能的研究结果,也不能痴迷于慧观的结论,而是必须将这两种研究结果统一执中守一而研究。
    ㈡、时疫生灭分析:
道医学分析病机,分析“时疫”的生灭机制时,首先恪守着万物生化的总规律。整体地掌握着万物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从有质无形到有质有形而复归有质无形的转化规律。道学从慧观发现,万物的生灭都具备着一个共性的规律,那就是源于“道生之,而德畜之”,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在气化形而成为物,具备有质有形之生的初始中,还内含着一个“气化精”而“精生形”的内在形质变化过程。
有质有形诞生后,有质无形的气在形体内就构成了闭合型的循环,名为“形成气塞”。当有质有形的物体形坏崩解以后,形散而复归于有质无形的气,气转化为神,神复归于虚无,融化成为道的一分子。
 
 
“时疫”的生灭规律,同样未能脱离这种万物生化的普遍规律性,而且比较典型。道医学在慧观中发现,时疫恶病毒形成的机制,在“虚化神”这一阶段,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离道失德,背善为恶,杀、淫、邪、盗的群体或社会的恶行,集约成邪恶能量气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违背道德法则的倒行逆施,恶行无制,则必然“上干和气,疫疠为灾”。
慧观中可见:人体小宇宙和自然大宇宙是一体的存在,人体是宇宙全息的缩影;在频率上和场性上,都有可能与大宇宙直接相通。人类的社会集体活动和群体行为所产生的能量场,远比某一个人的能量场强大得多。因此,人类中的社会活动和群体行为,所构成的善与恶、正与邪的能量场,全都可以与多重宇宙的不同层级相通,相连接。
善性能量场,则获得良性能量场的对应反馈;恶性能量场,则获得疫疾与灾害一类的负反馈。这是一个宇宙能量循环的基本自然法则,也是一种动态平衡的自然调适。正如老子所曰:“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 “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社会和群体广泛而大面积的恶行,能够在人类地球对应区域的上空,生成巨大的有质无形的邪恶能量气场。当这种邪恶能量气场,越积越多、越来越大时,在达到一种阈值上限时,邪恶场的震荡频率恰好与有质无形的高维异度空间的频率相同,就能产生一种有质无形的链接沟通。
《史记》中记载:“氐,东方之宿,氐者言万物皆至也。《史记·天官书》:“氐为天根生疫。“氐”星名,是二十八宿之一。这一记载,其实就是古代慧性观察宇宙场性和疫气能量来源方位地址的记录。《黄帝四经·论约》:不循天常,不节民力,周迁而无功。养死伐生,命曰逆成。不有人僇,必有天刑。逆节始生,慎毋先正,皮且自氐其刑。《黄帝四经·三禁》:“进不氐,立不让,俓遂凌节,是胃大凶。人道刚柔,刚不足以,柔不足寺。刚强而虎质者丘,康沉而流面者亡。宪古章物不实者死,专利及削浴以大居者虚。天道寿寿。番于下土,施于九州。是故王公慎令,民知所 。天有恒日,民自则之,爽则损命,环自服之,天之道也。
当人类进入2500年前时,“智能文明”已经进入了自己发展的中期,《史记》也已经无法解释其中的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整理记录祖先文明的余绪而已。所以,后世智识为用的读者无法明白这种记载的真实意义,而误以为古人是将疫气能量的来源指向了有质有形的星辰,而并不知道是指与其相伴生的有质无形的能量结构场。因为“智能文明”的双眼和天文望远镜的外求法,全都无法窥见“慧性文明”中所能见到的气场,以及其中的体元、物元、质元。智能的这种张冠李戴,也就使自己越加远离“慧性文明”,丢失了把握万物本因变化的能力。
地球上因人而产生的邪恶气场,通过这种链接的生成,高维异度空间中有质无形的物元或者质元,就会因为“神化气”而启动,“气化形”而通过链接通道,迅速传输到地球上人类的气场中。故人类始终存在着一种现象:人类群体性的杀、淫、邪、盗不灭,则人类的疫病暴发流行不止。正如《太上感应篇》所言:“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这也就是大道以德调控万物生灭机制中的铁定规律。
“气化形”,在这里则是指有质无形的疫气,以能量的方式在地球上直接促生完全新型的恶病毒生成,特别是主导着某些原本存在的恶病毒重新进行组合变异。这就是一种“恶气化形”的过程。
人类所发现的恶病毒,是迄今为止有形生命中体积最小的生命体。恶病毒生命体极其精细,既具备着有质无形之精的重要特性,同时也具备着有质有形生命体最精细单位体的特征。所以,一切恶病毒全都具有良好的接受异度空间疫气能量,从而迅速改变自己的本能。
时疫恶病毒生成以后,就是一种有质有形的生命体而“形成毒备”,具有极强的疫毒性,这也就是一种“形成气塞”。
时疫性的流感恶病毒类,此时则“以形为体,以毒为翼,以疫为时,以恶为循”地全面在人类中传播开来。“形化气”,而以毒气破坏人体的卫气防护,通过上呼吸道、口腔、眼球、皮肤,直接或者间接地进入人体内,生成瘟病性生理反应和瘟疫性的功能与器质破坏。“气化神”,瘟疫有质无形的毒气直接破败耗散人体内的精气,并且与内五阴情志活动生成的内毒相互结合,直攻人体的藏腑三焦,导致有质有形藏器的破坏,并使其中的神运受损,不能工作,或者被吞没与溶解。“神化虚”,人体的藏器实质被摧毁而形败气散,其中的神离开性消失,转化性消失,被吞没性消失,最终导致感染者命体殒亡。
“暴发型时疫”,急性流行传染性疾病,在《黄帝四经·称》篇中有一段精辟的记载:“宫室过度,上帝所亚,为者弗居,唯居必路。减衣衾,泊棺椁。禁也,疾役(疫)可。”这里的记录已经揭示出:人类贪淫奢侈过度,所产生的邪恶能量聚集过盛,就会与高维度空间的天体异度场性相连接,而会被自然界的“亚”能量所惩罚。若想健康地生存,就必须自觉地尊道贵德,制约自私、贪婪、淫乱以及奢侈浪费,避免恶气“冲天”,而招致“上帝所亚”,“亚”罚于人。要想正常生存,就得贵德守善,而不可贪婪、淫乱、奢侈无度,失去节制,深陷其中。这段记载,无疑是祖先们慧观本因的结果。
防治疾疫的发生,除了在精神系统中建立正觉、自律心志、合德守善以外,对保暖用品衣服被褥的运用要注意及时减和添,主动保护身体的卫气能量场不发生明显的波动;而对于染上疾疫而死亡的尸体,则要及时装棺深埋。
道学“禁”的技术方法(精禁、气禁、神禁),可以役使、控制疾疫恶病毒本身中的精、气、神,而用于防治流行疾疫的继续传播。
黄帝所言之禁,实为三种禁法。其中的精禁,在历史上传入中医学界,例如刺血、针灸、艾熏等方法,这类精禁之法易于掌握和操作。但是,气禁之术和神禁之法,由于需要较高的修身内在能量基础,则只能是在道医学系统中内部承传,而并未见充实于传统中医之内。《黄帝四经》中的这一段话,属于道医学中最早的关于疾疫成因、预防、治疗的论述,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疾”,由“疒”和“矢”组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矢能伤人,矢之去甚速,故从矢会意。”说明其具有急性传播的特征。早在数千年以前,祖先们早已经洞察流行性传染疾病的本因、内因和外因,指出根本性的原因是人们的荒淫无度、奢侈浪费而触发,并且提出了正确的防治方法。
㈢、揭开病毒的真相
在慧性理气科学中,在道医学领域,对疾病的认识比中医和西医深刻和全面得多,这是因为道医要求医者,进入有质无形的暗物质世界中观察,同时一体地把握住太极球的白和黑的内在性质。时疫的“甲型H1N1猪流感”、“萨斯SARS疫病”、“爱滋病”、“病毒性肝炎”等等时疫流行疾病,并不是像智能科学所断言的,只是单纯的“病毒”致病。病毒,这一个体最小、结构最精细的微生物,其实是宇宙中最典型的既具有“有质有形”物理科学的特征,同时具有“有质无形”能量科学的特点。
在性慧理气科学的慧观中,人们发现物质全都具有能量转换性。而病毒由于命体结构最简单,从而在形与质、能量与物性的转换中,成为生物中的佼佼者。任何物质在“气化形”的变化中,都存在一些共性。这种情况的顺逆转化,可以归纳成八类变化机制:正气化元精,元精生正气;元精生善形,善形化元精;恶气化阴精,阴精生恶气;阴精生恶形,恶形化阴精。
在这八种变化机制中,病毒即具有人类的“恶”气能量场和天降的一种“亚”气能量,这两种天与地的“恶”气能量,可以促成病毒中精细而简单的命体结构发生迅速的改变。病毒在二种“恶”气能量的促成下,能生成阴性精微能量,也是一种“恶精能量”;“恶精能量”能够促成病毒基因的重组或者变异,而出现“恶精生恶形”。病毒“恶形”,又再释放出“恶精”而转化成疫气。病毒的“恶形”所释放的“恶精”,最容易被人体内在的“恶精”所接收,使人体内的精也发生相似改变而同化其质仍至其形。在传染病变过程中,是一种“精”与“气”同步作用的结果。
这些特点,在智能的微观科学中已经大量发现其中的隐显共性特征。只是由于“智能科学”在观念上和理性上,还未能跨出极其重要的一步,未能找到这个结合点和共性区而已。“恶气化恶精”,“恶气”、“恶精”共同生成病毒的“恶形”,这也就是各种病毒能够生成产生的根本原因。
病毒,它的体内和身外载有“恶”性能量的识别机制,能自动寻找“恶”的亚气能量源进行接收营养,并且识别具有恶气场的对应者而释放疫气,产生生物作用;既破坏人体有质无形的气和精,同时也毁损人体有质有形生理组织器官。“智能科学”的医学,只是在试图治疗病毒生物有质有形的这一个侧面,并不是清除病毒本身还同时存在的恶性精气能量。只治其“白”,而不能治其“黑”,只是把握了太极模式的一半。
甲型一类的病毒体的外观,都是呈球形,表面有许多柱状突起,活像一个水雷,直径约为0.0001毫米。看到“智能科学”对病毒的画像,也就自然想起黄老思想中的形名学说。中国的祖先中,承传着上一人纪光明文明科学的余绪,他们在道光德中“修之身”而诞生了众多的大慧大智者。
他们在慧性科学高度发达的这个人纪前期,是否也同样认识这种“水雷”呢?是否同样也替病毒画过肖像呢?回答是肯定的。甲骨文,作为一种慧性理气文化中的图画文理基因,其中就仍然保存着不少图画式的慧观图画素描形象。只是这些慧性文化的图画基因,逐步蜕变成了“慧”与“智”转换期的文理基因,最后仅演变成为智能文化的字形基因。我们祖先慧观的结果,在智能文明不断展开的过程中,被后代逐步忘记和失落,并且随意扭曲了本义。但是,人们如果通过“修之身,其德乃真”的长期实践,开慧启智,则仍然可以从甲骨文中逆向地寻回这些远古失落的慧性文明,从文理基因中找回祖先们慧性图画记录的真义,从而进入道德根文化的井泉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使“慧”与“智”同步运行。
早在3000年以前,中国的祖先们应用慧性理气科学的慧观方法,就已经发现了病毒的形态、作用、机理,并且象形表意地创造出图形符号,精炼地表达出病毒的特点与特性。中国最早期的“亚”字和后来的“恶”字,就是对它最准确的“图影画形”捉拿的结果。而且,这个“亚”和“恶”字图形所表达和承载的信息,远比近代智能科学对病毒的认识全面深刻得多,是一种系统全息整体认识论,而不是智能的孤立论证。
  
从画示中可以看出,智能科学只是抓住了这个“恶”画像的四分之一部分,而将天的因素、地的因素、人类自己的因素完全排除在外,只是孤立地研究病毒体本身,而严重忽视了天、地、人三才的整体因素。而中国祖先们却用一个“恶”字,就将天、地、人与病毒体的全部信息,完整地图画影形,缉拿归案。
《黄帝四经·果童》中指出:“夫地有山有泽,有黑有白,有美有亚。地俗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静作相养,德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黄帝四经·观》:“以观无恒,善之法则,力黑视象,见黑则黑,见白则白。地之所德则善,天之所刑则亚。人视则镜:人静则静,人作则作
在这两段话中,黄帝就是一种“性慧”与“智能”的能量和物理共论。他指出地球大地由山川河泽组成,这是有形有质的外像。在其中,却还有智能不可见的能量黑境,它与智能可见的物理白境共存。外在显象的“美”和无形有质的“恶”,共同存在着。大地赐予万物之德的能量是静默无声而养育,但是天却依照德正形名的大道自然法则而不断调节。大地的静默供能和天宇的不断调节,共同养育着万物。地德能量的美善与天降其恶的残酷无情能量,相辅相成地共同制约和调节。这两者顺应大道规律并且具有名号,把握了其中的互补调节能量的机制,就能成就万物。天地阴阳完整地调控万物,万物的“气化形”与“形化气”的变化才生成。“天之所刑则亚”,即是十分明晰地告诉世人:天道,是运用“亚”(恶)这种能量物质来调节人间的善恶平衡。老子也指出:“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道如何运用“亚”(恶)的能量,来调节改变人类的恶行,我们应当了解其中的道理
《庄子·养生主》中也同样指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修善心、行为善、言语善,不可能很快就开慧而了解生命真相中的名相;心恶、行恶、言恶,也不可能很快就遭到天道规律以恶来惩罚。把握着内察自己的经络而顺着、沿着气机循环内守,就能保全肉身,可以健全生命活力,可以有益于家庭,可以尽享天年。
古代的“亚”与“恶”通用。早期,可能只用“亚”字表述天道无为而运地刑罚于人。因为“亚”只包含着天体、大地、病毒三类信息。而后来为了提醒和告诫人们,是人类心智的丑行触发“亚”的生成,提醒人们重视修心,重德守善,才以“恶”字表达天道是以“亚”来救治人“心”。
“祸福无门,唯人自招。”人不为恶,则不会聚集恶气而招来“亚”这类病毒和灾祸的降临。后来随着人们性慧的丧失、智能的增长,唯智而用,也就不知“亚”字是慧观下对病毒形态的准确描述。将古文化中慧性科学的图文基因,演变成为智能的汉字基因,丢失了大量的慧性科学元素,图蜕变为字,而仅以“恶”字而用,表述天道以恶罚恶,以恶惩恶,达到平衡调节。将责任完全推向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逐步丢弃对自己的反省自律。此时,人们已经不知道古圣创造“亚”和“恶”的本义了。
在中国文化的几千年变化中,上古这类性慧理气科学的成果,在图文基因向字形基因的蜕变中,“智能文明”未能较好地保存“性慧文明”的成果。但是这种丢失的轨迹,道医研究者常常可以在甲骨文的研究中俯拾即是。
通过以上对古代经典中的相关“亚”与“恶”的形名进行解析后,我们不难看出,“恶”这种病毒并不单纯是“智能科学”所掌握得那么简单。它的本质,是天人合发于人类群体或社会的恶行而产生天道无为而运的“亚”生结果。人类的一切恶行,都可能直接产生这类后果。
现代西医学的研究也发现,“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萨斯SARS”等流行病,恶病毒总是能够在本来健康的身体上自主地产生、发展,而被感染者很多都是并没有接触过感染源的人。智能科学界指出存在着“气溶胶” 这种感染途径,“气溶胶”是指肉眼不能看见的显态之物,那么这种气溶胶,很可能就是质元疫毒的有质有形载体。
这些现象,同样验证着道医学在慧观中的许多发现就是自然的法则。
人类的任何疾病,都是患者在“善”和“德”的精神系统中,有所亏损和欠缺,能量之精气不足和不全,才是导致产生各种疾病的先导原因。恶病毒这个“恶”,与人类本身的恶行具有同频率性、同气相求性。它们首先破坏的是人们有质无形的精气,其次才开始损伤患者机体的外壳和内在的实质。
 
恶”这种病毒,就是大道无为而为,应人类自作孽而触发,用于清理人间邪气场和一切恶行的净化剂,是人间善恶、正邪气场的平衡调节器。人的心善、行善、言善,体内的善因子必然丰富,五德能量的充沛,必然正气内存,卫气外护。
“恶”的病毒疫气既使接近身场,也会被正气所净化其中的疫毒,粉碎和清除其毒性,不使其产生作用力。人类虽然可以运用各种生物能量或者化学手段,去抗御病毒“恶”气的伤害和病毒的损伤,但是人类从心灵和行为上的自我矫正,以德善心智和行为从根本上预防,才是正途。
易染疫毒者,必定首先在有质无形的能量气场上存在某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卫气薄弱、局部塌陷、局部破损等等质元和物元上存在着不足,而且神的不足在其中是极其关键的原因。
神不足,在心理上表现的是品格和素质差,焦虑恐惧不安,内部的五种情志活动容易产生而自损内气,外耗卫气,或者急剧地起伏动荡,因而造成无形的偶然性捕获性传染。因为神不足而内阴活动明显,造成心理素质差的人,即使只是病人从他身边走过,或者只是双眼对视一下,通过身体能量场的交错沟通,眼中气机的传递都可能造成被传染。少数人,还可能仅仅是一通电话也能同频共振,击垮其内气的稳定和卫气的防护,使其被感染的可能性升高。
人类社会、民族、群体的精神,需要用“德”与“善”的品格和能量进行充实。“善”,可滋养后天的心智;“德”,能够营养先天的心神。如果不重视精神品格,以德善进行培养,不加强德善能量的主动摄入,人们的精神空虚则必定生恶而恶行累累。这种“恶”的能量级超过了地球德能调节的许可浓度时,必定会冲破天之场而触发“亚”的下降,形成时疫的暴发。
而且,从上面慧观全息展示的象意图示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慧观下地上人类各种不同性质行恶、作恶的能量场,在聚集到一定的量级时,全都可以触发中央的无形有质的传感器。传感器的启动,也就是地球能量场与高维或者中维度空间“天”的链接建立和打开,从而产生各种不同的“亚”的结果。这些结果,基本上分成五大类,成为人类“智能文明”不可抗拒而且疲于应付的局面。因此,人类的“智能文明”,必须尽早、尽快地摆脱“智能文明”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全面建立与“慧性文明”的重构,才能使人类科学文明真正走上健康而正确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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