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收录了箕子的《洪范》， 而《周易》卦爻辞唯一提到的可靠的历史人物，只有箕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将箕子、比干、微子并称为“三仁”。朝鲜王朝的《三国遗事》、《东国通鉴》、《东史纲目》等重要史书，也都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箕子的史迹。

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朝鲜最早是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汉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公元前3世纪末，朝鲜历史上第一次有所记载。在中国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公元前1120年，周朝时商的重臣箕子被周武王封于朝鲜。箕子朝鲜的历史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建立了卫满朝鲜。箕子朝鲜可以说是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始，据说今之朝鲜喜爱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遗风。箕子胥余是殷末著名贤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之一。因纣王无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鲜。箕子入朝鲜半岛不仅传去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还带入了大量地青铜器，另外还制定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条文，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史书的记载与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以及朝鲜的地面古迹三方面相互印证，都证实了箕子朝鲜的存在。自古以来，中朝两国人民都珍视这一有据可查的史实。在朝鲜有自己的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直到上世纪60年代前，朝鲜、韩国的史书、教科书都沿袭了这一历史学说。

箕子朝鲜乃殷商遗裔在朝鲜半岛上所建地方政权，臣于周，后又臣于秦，为周、秦海外之属国。箕子朝鲜为卫满朝鲜所取代，卫氏朝鲜为汉之“外臣”、属国。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为汉的边疆辖区。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满朝鲜，方有汉之四郡，方有高句丽史、渤海史，从而构成了东北古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

朝鲜野史《三国遗事》造谣，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带著人民南迁，以免和箕子带来的人造成冲突。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三韩的始祖。 [1]  [3-5]  高丽时期成书的《三国遗事》与之相差数千年，中间并无其他史料记载，一般均认为檀君朝鲜系后世杜撰，不足采信。

箕子带去了懂诗书、礼乐、医药、阴阳、巫术的知识分子，懂得各种技艺的能工巧匠。他们把中原文明带到朝鲜半岛北部，教化臣民，使古朝鲜习行中国礼乐制度，衙门官制、饮食起居逐渐沿习中原习俗。

政治上，箕子颁布八条成文法，禁止杀人、伤人、盗窃；经济上，推广殷商的田亩制度和中原先进的耕作、养殊技术。据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著的《东史纲目》记载，箕子在朝鲜治理不到三年，当地民风大变，夜不闭户，没了盗贼，妇人守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礼，民众节俭敬睦，社会和谐安定。还有人把平壤郊外的大同江比作黄河，把永明岭比作嵩山，编成歌典来歌颂和赞美箕子。

中国唐代大诗人柳宗元所说的箕子“化及民”，就是箕子在朝鲜教化百姓，并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此，《高丽史》也有记载：公元1102，礼部上奏称，中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并乞求为其立祠以祭。

不管是中国文献还是朝鲜史书，箕子对古朝鲜的开发都是功不可没的，日本江户时代前期(公元17世纪初)的史学家林鹅峰认为，箕子到朝鲜开创“东方君子国”，“东方君子国”这种称谓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据史料记载，箕子王朝共历41代君王，直至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箕子的第四十一世孙箕准被门下卫满发动政变所推翻，箕准南逃，箕子王朝灭亡。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近一千年。根据《太原鲜于氏世谱》，朝鲜的鲜于氏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箕子开始，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被灭。

出于民族主义原因，目前有朝鲜韩国学者对此段历史的存在有一定争议，不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

《史记·朝鲜列传》明确记载说：西汉建立政权后，与古朝鲜以水为界。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卢绾反叛，投降匈奴；燕人卫满逃跑到朝鲜地区，后来夺取王位，建立了卫氏王朝，建都王俭城（今平壤）。吕后当权时，卫满曾经与汉朝的辽东太守约定，称为汉朝的"外臣"。卫满传国三代，至孙子右渠王。右渠王与汉朝关系紧张。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使者涉何与右渠王反目，涉何杀死朝鲜的裨王长，右渠王派兵杀死涉何。于是，两国间爆发战争。元封三年，在汉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尼相参杀了右渠王投降。汉武帝把朝鲜地区划分为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并封右渠王的儿子长降以及尼相参等人为侯。以上史实，是两国学术界都承认的。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主编的《朝鲜通史》（贺剑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就是这样记述的："纪元前3世纪，中国周灭亡，分裂为数国，互相混战。当时古朝鲜的侯也称为王，拥有相当的官僚机构和相当的武装部队。……后来，秦统一中国，筑万里长城时（纪元前214年），古朝鲜的否王曾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后来，他的儿子准王收留北中国燕、齐、赵等国避乱和迁徙的居民，使住于古朝鲜西部地区，扩大了古朝鲜的领域。""纪元前206年汉统一中国后，修万里长城外的辽东故塞，以卢绾为燕王，与古朝鲜以浿水为界。纪元前195年卢绾叛汉，亡命匈奴，其部下卫满聚众千余名，渡水入朝鲜。准王赐予博士爵位和百余里土地，令其统率亡命于古朝鲜西部国境之汉人。卫满在古朝鲜的西部境界扩张势力，于纪元前194年袭击王俭城，驱逐准王，自立为古朝鲜'国王'。""汉四郡的设置对朝鲜各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有巨大的影响。汉通过乐浪郡，与朝鲜各部落之间的交易广泛开展起来了。考古遗迹发掘工作中（仅辽东地方尚不得知），在大同江流域黄海道,直到韩国庆尚道地方，都发现汉朝时代的文化遗物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箕子，名胥余，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本段此句“在太谷县东北”有待商榷，有《日知录》原文：

“●箕 《左传·信公三十三年》：“狄伐晋，及箕，”解曰：“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非也，阳邑在今之太谷县，襄公时未为晋有。传言“狄伐晋及箕”，犹之言“齐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国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厉公使吕相绝秦，曰：“入我河县，焚我箕、郜。”又必其边河之邑，秦、狄皆可以争。而文公八年，有箕郑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遗，当亦以邑氏其人者矣。"为证。

《太平御览卷十六》：至周武王访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纪明历法。(岁月日星辰为五纪也。)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业世相传为畴。律，年三十三传之，畴官各从父事。)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颇推五胜，(五行相胜。秦以周为火，用水胜之也。)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尚黑。汉兴，方纪纲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

《史记·宋微子世家》、《尚书大传·洪范》中都有记载。周武王灭殷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朝鲜侯国正式成立。其受封之地即今之平壤。《三国遗事》记载：“都平壤城（小字注：今西京）。”

《韩非子》：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则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则必锦衣九重，高台广室也。称此以求，则天下不足矣。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箕氏世系事迹，见于鲜于氏奇氏谱牒。据谱牒所载，“箕氏凡五十三王。其第五十一世曰元王勋者，有别子三：曰友平，其后为鲜于氏。曰友诚，其后为奇氏。曰友谅，其后为韩氏云。”说亦未必可信。今姑撷其大要如下：其略曰：“武王克殷，箕子耻臣周，走之朝鲜，今平壤也。殷民从之者五千人，诗书礼乐及百工之具皆备。周人因而封之。箕子不受。子松，始受周命为朝鲜侯。亦曰韩侯。韩，方言大也。《诗》所谓王锡韩侯者，即其后也。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潜夫论》谓:"昔周宣王亦有韩城,其国也近燕,故《诗》曰‘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又引王肃云:"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又引《水经注》云:"方城今为顺天府固安县,在府西南百二十里。"按《大清一统志》:"韩城在固安县西南；《县志》今名韩侯营,在县东南十八里。"细审诗义,今人多从此说。据现行政区划,当在北京市通县之西,固安县之东北。王符：《潜夫论》，篇三五《志氏姓》：“昔周宣王时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汪继培笺：案韩西盖朝鲜之误。此说不可取，郑玄曰:周封韩侯,居韩城,为侯伯,言为猃夷所逼,稍稍东迁也。固安县之韩侯国后迁至东北，原姓姬，后改姓韩，以国为姓，可有史书为证，魏略曰：箕子之后朝鲜侯，准与满战，不敌也。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准王海中，不与朝鲜相往来。可证固安县之韩侯国后迁至东北，原姓姬，后改姓韩，东北必有韩侯国，后来东北与朝鲜就有了韩姓既而诗云，韩侯受封北土，追其蛮貊，王肃潜夫论言，东北韩侯被卫满所灭，其后逃入韩地，此韩侯为韩西.。箕子十八传至贞敬王阙。其十三年，当周桓王十年。饥，使通齐鲁语者，泛海买米。二十世曰孝宗王存。使上大夫鲜于益聘于齐。齐行人公孙恪来聘。有伯一清者，自言周人。得轩辕氏之术，能炼丹长生。以访东海神山，浮海至朝鲜。群臣请试其术。不许。太子孝信之。王卒，孝立，是为天老王。以一清为国师。筑求仙台于纥骨山，高五百尺。以修道故，传位于子修道王襄。以一清为国太师。使一清弟子卢龙，驾大船数十，入东海求神山。至竹岛，遇风，舟尽覆。卢龙仅免。天老王及修道王，皆以服丹药毒发卒。修道王子徽襄王迩立，诛一清及卢龙。二十七世曰英杰王黎。周敬王元年立。北胡入寇，自将伐之。拓地千里。北胡，或曰：即中国所谓东胡。或曰：实后世之靺鞨也。二十九世曰济世王混。禁人民潜商齐鲁者。三十二世曰赫圣王隲。燕僖公使来聘。卒，子和罗王谐立。六年，周安王二十二年。燕人侵边郡，郡守苗春败之。卒子说文王贺立。五年，周显王四年。燕将以二万人侵辽西，上大夫卫文言败之五道河。燕将移屯连云岛。造船筏，将渡海来袭。明年，文言又败之。射杀其将。余众遁还。卒，子庆顺王华立。十二年，周显王十九年。北胡酋厄尼车吉汗来朝。请共伐燕。下大夫申不死以兵二万会之。北胡兵一千，共拔上谷。燕连年来侵，皆不得志。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六年。请和，许之。卒，子嘉德王翊立。二十年，周显王四十六年。燕称王，亦称王。追王箕子以下二十九世。卒，子三老王煜立。元年，周慎靓王五年。使大夫王霖如周。自箕子三十九世至章平王润，大为燕将秦开所败。失地二千余里。以潘满韩为界。未详何地。北胡酋阿里当夫请助报燕，不许。北胡怨，不朝贡。自将伐之，败还。卒，子宗统王杏立。王之世，服属于秦，惟不与朝会。卒，子哀王准立。立二十年而秦灭汉兴。二十七年，燕人卫满，率千余人来归。封以故秦空地曰上下障者数百里。汉惠帝元年。卫满告王：汉兵十道至。请入卫，许之。满遂袭王。王与战，不胜。将左右宫人及余众数千浮海。攻马韩，王之。都金马郡，今全罗北道益山郡也。传九世，为百济所灭。时王莽始建国元年。遗民保聚一隅，奉先王之祀者曰后马韩。至建武时，降于新罗云。”其所记皆不近情理，伪迹显然。然天下无可全然伪造之物，总必略有事实为据。据之，亦可推想朝鲜古代之情形耳。

箕子继序之君。东史无考。而新刊《幸州奇氏族谱》。列录箕子以后世序。以为奇氏於湖南光州。浚梁得石碑。刻箕子后奇氏世系甚详。箕子后失国后。复系马韩世系甚详。然有节节可疑者。今采录焉。盖周武王已卯。箕子来居朝鲜。仍以为君。汉惠帝丁未。箕准为马韩。合为九百二十九年。而今此四十一代。则为一千三十六年者。可疑也。四十一代之中。东史只有箕否、箕准两代名。而此则无箕否。可疑者也。且三国中叶以后。始有諡法。而《奇谱》列录。皆似諡号。可疑者也。东史。以箕准为马韩始祖。号虎康王而已。无继序之君。而《奇谱》。则无虎康王。而以康王卓为首。可疑者也。其列录。太祖文圣王箕子四十年。庄惠王松二十五年。敬孝王询二十七年。恭贞王伯三十年。文武王椿二十八年。太原王札四十四年。景昌王庄十一年。兴平王捉十四年。哲威王调十八年。宣惠王索五十九年。国家晏然无事。谊襄王师五十三年。文惠王炎五十年。盛德王越十五年。悼怀王职二十五年。文烈王优十五年。昌国王睦十三年。武成王平二十六年。贞敬王阙十九年。乐成王怀二十八年。孝宗王存十七年。天老王孝二十四年。修道王襄十九年。徽襄王迩二十一年。奉日王参十六年。德昌王仅十八年。寿圣王翔四十二年。英杰王藜十六年。逸民王冈十七年。济世王鲲二十二年。淸国王璧三十五年。导国王澄十九年。赫圣王骘二十八年。和罗王謵十六年。说文王贺八年。庆顺王华十九年。佳德王诩二十七年。三老王煜二十五年。显文王释三十九年。章平王润二十八年。宗统王恤十二年。哀王准二十八年。马韩康王卓편021。汉惠戊申立三年。安王龛三十二年。惠王寔十三年。明王武三十一年。孝王亨四十年。襄王燮十五年。元王勋二十六年。稽王名失传十六年。汉成帝癸卯。为百济王温祚所竝。又按马韩。以康王卓为首。其下列录七王。且东史。马韩始於汉惠帝戊申立。成帝癸卯。为百济王温祚所灭。当为一百七十六年者。亦可疑而东史往往特书之。以为信迹。则似未为允当也。箕子代序。或以为金草家百鍊所传。未可据也。箕子子孙。不可略也。故仅得古牒。冥搜幽探。得略干条。兼为辨证之。《魏略》。箕准子支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准往편022海中。不相往来。韵书。箕子封於朝鲜。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以鲜于。《三国志》。鲜于嗣。魏明帝景初中。乐浪太守。明帝遣嗣及带方太守刘昕。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晋书》。单于婴。晋武帝太康二年。平州刺史。鲜卑寇辽西。婴讨破之。鲜于枢。宋赵孟頫赠鲜于枢诗曰。箕子之后多髥翁。洪万宗《东国历代总目》。皇明洪武间。有鲜于京者。为中领别将。其七代孙寔。自泰川来。居平壤崇仁殿侧。遂以寔为箕子后。拜殿监。子孙世袭。而鲜于氏之闻人鲜于铗。号遯庵。尤庵宋先生门弟又有鲜于恪。亦知名人。《东史》。马韩元王。有子三人。曰友平、友诚、友谅。国亡。友平奔高句丽。仕琉璃王。为北原鲜于氏。友诚降百济。仕温祚王。为德阳奇氏。友谅亡归新罗。仕脱解王。为上党韩氏。李月沙廷龟崇仁殿碑曰。马韩末。有孱孙三人。曰亲后为韩氏。曰平为奇氏。曰谅入龙冈乌石山。为鲜于氏。其曰亲者。卽《通考》所谓。箕准子友亲。留在冒姓韩氏者也。其曰平曰谅。与《奇谱》同。又有箕氏。《万姓统谱》。箕姓。箕子之后。以国为氏。周有箕郑。晋文公问济饥。对曰以信。箕酆。晋大夫。汉箕堪。西华令。箕肆。臧荼将。箕稠。乌桓校尉。箕澹。晋时劝刘琨攻石勒。我东。则京兆帐籍有箕氏。而皆微贱。余於湖南按察营。见箕姓。役使令者。问其族。则只有一身云。此箕子子孙之大略也。我东。为箕子纪事。堪作箕子朝鲜史者。有尹斗寿《箕子志》。李栗谷先生珥《箕子实记》。徐命膺《箕子外纪》。正庙诸臣所编《箕田考》。按柳泠斋得恭《滦阳录》。圆明园宴班。王中堂杰。求三国秘史、东国声诗於副使。本国无此二种答之。又求圃隐、牧隐二《集》。徐公浩修或虑有忌讳处。竝辞以无。中堂恳问他书。不得已以韩久庵《箕子井田图说》应之。后竟筵禀校正。附柳根、许筬、李瀷诸说。名以《箕田考》。印送。此外。未知有何书也。愚以为於《洪范》之书。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旧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夺人之所守也。箕子朝周之说。可谓诬罔千秋者也。谨为辨证焉。

中国记载箕子开发朝鲜事迹的书籍，有《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记》和《尚书大传》都记载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

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尚书·微子》篇中，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先秦史书《竹书纪年》云："伯夷、叔齐去隐于首阳山。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在，父师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父师在夷，与箕子开发朝鲜吻合。西汉焦延寿《易林》也说："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它们的记述可以互相印证。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述得比较系统具体。

《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得比较具体："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后汉书·东夷传》还记叙了箕子后代的情况："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千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三国志·东夷传》也有相同的记述。《三国志》注引《魏略》记述得更详细，而且记述箕准南逃以后，"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该国的确既有箕姓，又有韩姓。

箕子作为儒家前驱，其思想上承大禹，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其经历正如柳宗元《箕子碑》所说：“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

1、“正蒙难”是说他在隐居时心忧天下，以“箕子操”来寄情书怀；

2、“法授圣”是说周武王灭商后向箕子咨询治国大道，箕子以洪范九畴传授之；

3、“化及民”是说箕子在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

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外表上轰轰烈烈，其实内囊却上来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

当有人劝他离开殷商另谋高就。他说，我如果这样去做，是在“彰君之恶”和“自说于民”。于是，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闲暇时候借乐曲《箕子操》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当纣王闻知箕子近况，遂囚禁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在今河南西华县。箕子在那个地方构思出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

当周武王以“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后，曾经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不耻下教于箕子。箕子就把洪范九畴治国大道传授给周武王。

这个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它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

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陈来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说，“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这不能不说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

社会秩序的得治是“洪范九畴”提出的真正目的，这与亚里斯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本体论目的可谓是天壤之别。就目的的思维特征言，亚里斯多德范畴理论的提出，是出于一种“纯知识”的兴趣和好奇。而“洪范九畴”的提出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

从方法的角度看，亚里斯多德对范畴的获得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在思维上具有思辩色彩，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这反映在范畴篇前四章内容。相反，洪范九畴是中国人对人生、社会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成中英）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思维方式是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则是社会、实用、经验的三位一体的。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实就是这种思维下的“杰作”。

箕子作为思想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首次提出“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并且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制”。“五曰皇极......皇极，皇建其有极......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史记宋微子世家）在这里箕子阐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观。“皇建其有极”就是要国君建立治国的典范，这个典范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义）。后人释“皇”为大，释“极”为中，又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

在那次两人高峰会面之后不久，周武王把朝鲜作为箕子的封地赏赐给他。箕子来到自己的封地后除了颁布实施具有宪法性质的“八条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礼仪。今天朝鲜穿衣喜欢白色，就是“殷人尚白”这一习俗的延续。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汉书地理志）

“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三国志魏书东夷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