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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时疫气机中的关键：
人类智能文明时期诞生的“智能科学”，对自然和疾病的认识，存在一个极其严重的缺陷，这就是对人类自身精神系统活动和行为的主动反省与不断自我校正，“智能科学”中缺乏一个尊道、贵德、崇善的自律调节和自觉遵守机制。“智能科学”，既缺乏对道德能量性的认知，同时也缺乏对道德品格重要性的忠信认同；而是仅以后天智能判断善恶取舍，以及进行是非分辩，作为一种利益性的权衡标准，所以难以真正符合自然大道的客观规律性。后天智识情感张扬的文明，缺乏尊道贵德理性的规范，无法引导人们进入先天慧能的全面认知。在医学领域，也就无法真正认识“时疫”中的气机变化，并且掌握其中的关键。
“暴发型时疫”的各种恶病毒，不论它们是孤立性生成的异军突起，或者是在其它原有恶病毒基因片断上的变异与重新拼合新生，它们都必须依赖于场性结构中有质无形的质元能量“气”的畜养。“气化形”，才是它们能够生成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牢牢把握住“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的道医与中医分析病机的原则。
“气化形”中的疫气能量，就是这类特殊恶病毒诞生的营养源；而这类疫气场性结构，就是它们无形的培养器皿。有质无形的能量和物元的器皿，才是它们生成与变异的根本性条件。掌握了这一病机的关键之处，并且能够控制这种疫气的来源，切断能量疫气和毁掉培养皿，也就是最佳的本因和内因防治方法。
道医在慧观中，总结“萨斯SARS”恶病毒暴发流行和这次“猪流感”恶病毒传播的经验，就不难发现，“暴发型时疫”恶病毒的这种质元能量的气，并不是地球能量场中固有的有质无形物质，而是来源于有质无形的高维异度空间之中。正如《诸病源候论·卷十》中说：“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乖”，本义是背离、违背、不和谐。“戾”，是背正而曲。《淮南子·览冥训》：“举事戾苍天”。“时疫”的重要特征，是违背各维度空间“天”的自然规则性，破坏了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而产生的异变性连通。
那么，当两个空间场之间的这种传输能量气的连接通道，因为某种原因而重新关闭，或者被“德”与“善”的能量场所切断时，那么由于恶病毒的这个“气化形”、“气养形”基础，失去了这种高选择性能量之气的营养，就必定会迅速死亡与消失无踪。此时，时疫恶病毒的传播也就必定会嘎然中止。疫病的急性传染，就会不因人类的防疫情况进行得如何，顿时之间而突然消失于无形。这种特点与特征，就是“时疫”的极其重要的关键之所在，也是智能科学界无法解释的道医学现象。
历史上的“西班牙流感”是如此突然消失的，前几年的萨斯SARS恶病毒是如此消失的。而当前正在世界上流行的“猪流感甲型H1N1”恶病毒，也同样必定会如此而在某个适当的时候突然寂灭于无形之中。
1918年席卷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形成了最短缺的商品是棺材。这种时疫流行传染恶病毒，现有的医学资料表明，“西班牙流感”于1918年3月11日，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Funston)军营。人类相互残杀所构成的乖戾之恶气场，也就是其中的诱发的本因。1918年5月，英国的格拉斯哥首先出现了“西班牙流感”的魔影。流感传到了西班牙，总共造成800万西班牙人死亡，这次流感也就得名“西班牙流感”。同年9月，流感反回出现在美国波士顿，这是“西班牙流感”最严重的一个阶段的开始。
“西班牙流感”，呈现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特征。以往的流感总是容易杀死年老体衰的人和儿童，这次的死亡曲线却呈现出一种“W”型——20岁到40岁的青壮年人也成为了死神追逐的对象。从道医学观念看来，这并不奇怪，而是最典型的“杀因”信息能量团，培养和制造了恶病毒的特殊结构和毒性，专门针对容易当兵的年青人，发出以恶杀止杀恶的效应。到了来年的2月份，“西班牙流感”迎来了它相对温和的第三阶段，它给人类带来的损失却是难以估量的。科学家估计，大约有5亿人被感染，有2000万到5000万人在流感灾难中丧生。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1000万人死亡只有它的1/2到1/4。1919年，肆虐已久的“西班牙流感”却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吉娜·科拉塔在她的《又见死神——与流感共舞》一书“序言”中所叙述：“非常明显，我以前根本不了解1918年那场席卷世界的大灾难，它的魔爪伸向了世上的几乎每一户家庭，所到之处无不满目疮痍。1918年大流感是历史大疑难之一，但被历史学家们淹没了，尽管他们一般遗忘的是科学和技术，而非瘟疫。”作者采访了幸存者和有关科学家后，在书中记叙了科学家们为复活该病毒所做的种种努力，描述了因对瘟疫的恐惧而导致政府政策的错误走向等等内容。
2002年11月16日，震惊全球的“萨斯SARS”恶病毒，最早出现在广东的佛山市。那时，它的凶狠本质还没有完全暴露，在2003年逐步愈传愈烈，但是却在5月份，正当其势汹汹之时，却突然销声匿迹。“萨斯SARS”流行的突然终止，既不是因为疫苗的产生或大面积接种而消失，也不是因为人类的防疫工作如何健全有效而绝迹。道医精成者，在人们弹冠庆功之时，却因为协助关闭切断疫气场传输通道而消耗自身的精、气、神而不为人知。这正如老子所曰：“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生而弗有也，为而弗寺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
㈤、甲型H1N1猪流感的气机病源：
道医和真正的中医，常常能够在每年的年底时，参悟出一些第二年可能出现的“时疫”和多发性疾病，从而在自己的医疗和药物两方面，提前进行一些必须的准备，防患于未然，做到有备无患。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道医者如同既往一样，捕捉到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就是：4—5月份将可能出现世界性传染流行的新时疫，5月份将在中国出现，进入传播期之中。不幸的是，这一信息果然如期发生了，5月1日在中国香港迎来了第一例恶病毒携带者，成为官方公布的信息。
甲型H1N1猪流感的本因透视：
道医在慧观中发现，这种恶病毒生成的本因，源自于人类难以遏止的淫风生恶。淫欲的商业化、商品化，人们毫无节制的贪淫，构成了社会群体效应。淫风所产生的邪恶能量之气越积越多，越攒越厚，邪恶能量浊气高浓度地飘浮在人群的上空，量级和频率与高维异度空间发生了同频共振式的链接，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恶气冲天”，“举事戾苍天”。而高维异度空间中有质无形的“淫花”疫气则迅速传输而至，在地球上发挥出“气化形”的功效，使一种与人间淫风特征相近的恶病毒新变种迅速改装成功，投放“市场”。
这种恶质能量场的链接相通，不仅直接供能，营养滋生恶病毒，加速全球“市场效应”；而且，还积极提供两种有质无形的“花粉”，分别免费“馈赠”给恶病毒株随身携带，或者直接播散分布于恶气严重的疫区场之中。更有甚者，将会直接依据同气相求、同频谐振的原理而定点定人地“送货”上门，快递套装服务。
这两种“花粉”，各有其美名：一种，称之为“无柳丹”，致疫的毒性稍弱；另一种，则名之曰“赤金牡”；“赤金牡”名美，致恶疫的毒性却极强。凡中此疫气之毒者，则可能无一幸免于殒命。
能观色望气的医生，可以望诊到染上此疫毒患者的双眼透射出一种奇异的红光。这一临床指标，可以作为诊断疫疾轻重的重要参考指标，也是对治疗预后情况评估的一个重要参数。
西医的研究，已经发现“甲型H1N1猪流感”恶病毒是基因片段重新拼合而组成，具有重构性。美国疾病防治中心流感部门主任考克斯说：“我们发现，一些基因片段属于北美洲猪流感病毒，一些基因片段属于北美洲禽流感病毒，有一个基因片段来自人类流感病毒，有两个基因片段则来自亚洲和欧洲的猪流感病毒。”。但是，依据慧观的情况而言，这一次的“甲型H1N1猪流感”恶病毒，在同一质元能量营养的支持下，很可能会因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有质无形的“物元疫毒”的追加作用，从而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分型变异两种以上，一类会成为“温和派杀手”，另一类则会成为“强硬派杀手”。这种情况，则需要西医的“智能科学”加以发现和揭示这种可能性，以佐证“无形决定有形”的自然法则。所谓“无形决定有形”，是指有质无形的能量，能量属性中的质元、物元、体元决定着有质有形的物质的生成或者变化和终结。
甲型H1N1猪流感感染中的病机：
“甲型H1N1猪流感”恶病毒的感染，主要是一种主动击破患者的卫气保护层的入侵方式，或者当被感染者的卫气保护层起伏波动较大时，通过呼吸、口腔、眼睛和皮肤等途径入侵。侵入以后，则是一种双轨并行制地展开。有质无形的恶疫毒专职于毒化毁损人体的精、气、神系统，并且是以此为先导而展开；紧随其后的，则是恶病毒中有质有形的生物性活动，专职破坏人体的组织器官和体液循环系统。感染以后早期的症状为温病表现，如同流感：发热、咳嗽、肌肉痛、疲倦、眼睛发红、头痛、流涕，伴眩晕，头疼，或者伴有腹泻和呕吐。
“甲型H1N1猪流感”恶病毒与“萨斯SARS”恶病毒感染的情况有所不同。中毒者的魄，并不是被吞食而消失于“神化虚”。有质无形的恶疫毒（花粉）是直入进入肺部，侵入魄体之内，将魄直接以毒溶化于虚。其中，主要易于被恶疫毒摧毁的魄是三个，一般情况下是“臭肺”、“伏矢”、“雀阴”。《道医学》在生命体元系统中讲到：“伏矢”，对应和影响着肺和大肠的机能；“雀阴”，则对应与影响着双肾与膀胱的机能；“臭肺”，则主要是对应以及影响着肺脏和大肠的机能。恶病毒累及这三魄之后，必定会影响着其相对应脏器的功能，引起相关症状。
此三魄在受毒以后，表现出活力衰弱，有质无形的机体溶解、化液。不能正常司理其职责，使机体有质有形的组织器官也出现器质性病变，甚至完全损坏。这三种魄所化成的物元状和质元状的毒气和物元状的碎片，可以进入任脉中流动。然后，传输到督脉之内，使人体的这两大重要经脉发生阻滞和毒气损害，并产生全身气血运行受阻，从而出现不良的预后结果。恶疫毒浊液病气，可以同时循经脉而上扰于颅脑,引起眩晕、头疼等典型临床体征。
道医分析病因的机理，不离本因、内因、外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本因是变化根源。
“甲型H1N1猪流感”恶病毒，作为致病的外因，是一种外部条件。它们是否能够侵入人体之内产生疫病，则取决于内因和本因。暴发型的“甲型H1N1猪流感”恶病毒急性传染，由于本因是人类群体性、社会性的离道失德，弃善从恶，自取其果而致；所以，这种本因既具有大面积集中的受体性，同时也具有单一分散的受体性。单一分散的受体，是大面积集中受体的集约。
道医学认为：“德善环境疫疾难犯，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因此，虽然具有“甲型H1N1猪流感”恶病毒的疫疾外因，但对于这两种条件同时具备的群体、社会而言，这种疫疾的外因也就难以高能量地作用其中德善的群体和社会共性外环境，反而能较好地保护群体中那些正气内存并不十分充沛的人，使他们避免染上疫疾之苦难。由此可见，恶疫疾防治的最好办法，在外境中而言，是一种清明洁净的德善精神环境。这种尊道贵德、崇善弃恶的群体和社会环境的建立与维护，才是最佳的外因保护，可以抵御各种恶疫疾外因的侵犯。内不生恶质性场，外恶必难侵之。群体、社会、民族的去恶、离恶，崇善贵德，是最佳的清除受体可能性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防治之法。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这是对内因最中肯的评价。人体内的正气，由肾中的元气、肺内的宗气、脾胃的营气、体表的卫气共同组成。正气，本质上是一种德善的能量。肾气的智德能量充沛时，则不会淫邪，惊恐不生，浊精不耗，同时可以全面支持全身其它的各种内气的生成。肾是人体内最大的“水力发电厂”，负责向全身提供能量支撑；肝中的仁德能量充沛时，则不会自傲骄狂，怒气不生，慈爱友善，杀行不生则肝气柔和畅达；心中的礼德能量充沛时，则不会怨恨诽人，喜乐节制，平和通达，不易妄想执着而错言妄行；脾中的信德能量充沛时，则不会蛮横欺骗，妄思不生，忠信不惑，诚信道德，以德为循；肺中的义德能量充沛时，则不会虚伪自大，悲伤不生，魄卫坚固，忠义刚健则邪不可犯。
五德的修持，全在于平时长期坚持不懈地以修心为帅，修阳我心丹元之德，而修改阴我心识神之改恶从善。培养坚实的道德信念，以承载仁、礼、义、智的整体提升。以尊道贵德而修五德的品格，改禀性，清习性，主动获得五德的能量。
在“时疫”流行传染的环境中，是对每个人正气内存质量的考验与检验，特别是对肺中义德的品格和能量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肺主皮毛，是卫气之寄。鼻之呼吸，是“时疫”入侵内境之门户。而且，疫气首当其冲地伤损肺魄，由此夺人之精、气、神。肺气不充实者，“时疫”之气和恶病毒，就会直破卫气并且经呼吸道长驱直入三焦藏腑中。而肺气的虚实，对于贪色淫邪者而言，不仅肾内气亏，火躁水枯，而且肺气必虚。因为肾为肺子，子亏则母虚。这也是“甲型H1N1猪流感”恶病毒，生成于人体肾之淫邪，而报复于人体之肺母的内在因素，是一种邪气“守其母”的典型表现。
肾中的元气，是生命的先天之本。因此，人类众多的时疫发生都常常直接与人类的淫秽和杀戮直接相关。群体性、社会性的淫秽和残杀，是“时疫”产生最直接的原因。人体内在气场的淫与杀的信息频谱，与时疫毒气的频率非常地接近与相似，能够产生一种同气相求、同频谐振的作用，从而成为易感易染者。而心善、言善、行善的人，则不具备这种气场特征。相对而言，则属于低感染类，或者感染后易恢复一类。
在“甲型H1N1猪流感”恶病毒传染中，两类毒性不同，有质无形的疫毒（花粉），具有一种对象自选性，这也可能成为流行传染中的特征之一。从医者可以进行分类统计，在统计学中将人的品质作为健康分类的一项参数，对正确认识“时疫”是极其有帮助的关键项目。
四、西医比对
“智能科学”，是我们这次人纪时代不可阻挡的主流，它虽然属于理形科学，并未涉及到理气科学的内容；但是，“智能科学”在深入发展的今天，已经为整个人类在太极白境中，将整个社会推向了智能和理形的巅峰，硕果累累。这些科学成果，对于人类全面深刻地掌握“知其白”，功不可没。
道医实践者和中医从业者，应当恪守老子的揭示，掌握住这个“知其白”，只是不能陷困于“知其白”；应当通过“知其白”而继续前进，进入道医学中的“守其黑”。全面恪守老子的教导：“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贰；德不贰，复归于无极。”用唯德辩证法，整体地把握住理形和理气，知白守黑，也就必然能够完整地认识任何事物的本质，牵住“虚无生万有”的牛鼻子，就能全面认知万物的本质，真正领悟老子：“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的真理性揭示。
对西医的智能科学研究成果，不论是中医还是道医，都不应当拒绝西医的研究成果，而是应当正确地吸收。不能因为存着智能科学迷信者的坚决反对，因此敬而远之。科学是人类认识万物的工具，人类并不应当沦为科学的奴仆。智能的理形是科学，慧性的理气同样是科学，这两者结合就是德一，就能直通大道。我们没有必要反对和拒绝或者抛弃这两者的任何一方。
道，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大唯物主义科学观。了解和掌握“智能科学”在医学中的研究成果，其实极其有益于道医和中医掌握好“守其黑”。太极白、太极黑，都是德一所化生，这一对“黑”与“白”具有同源性、互根性、对称性、类比性。当我们心居道○，用德一来整体解析这一对“白”与“黑”时，就能更深刻地学习掌握好道医学，把握住人类生命的真相。
关于流感的病因，西医通过“智能科学”的不倦研究，对于传染病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说法，在19世纪末已找到了肯定的依据。人们又从许多流感患者的咽喉部，发现了溶血性流感杆菌。于是，有人就认为流感的病原是溶血性流感杆菌。直到20世纪初，科学家们才发现“病毒”是制造流感的真正“凶手”。
1930年，美国人索普成功地从猪体内分离到了猪流感病毒。接着，英国人史密斯等参照索普的方法，于1933年首次从流感病人中分离到了流感病毒(后定名为甲型流感病毒)。1940年和1947年，福兰塞思和泰勒又分别找到了乙型和丙型流感病毒。1997年，美国军事病理研究所的病理学家陶本伯杰(Jeffery Taubenberger)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才第一次找到造成“西班牙流感”的感冒病毒RNA片断。
陶本伯杰所在的研究所，保留了将近一世纪以来病人的组织样本，包括一些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西班牙流感”病人的肺组织。在28份当年的样本中，只有一位21岁士兵的肺部样本完全符合当时“西班牙流感”的状况。正是在这份标本中，陶本伯杰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的方法找到了9段当年流感病毒的RNA“碎片”。 RNA比DNA更容易分解，但是陶本伯杰发现的RNA片断已经能够提供一些“西班牙流感”病毒的线索了。这9段RNA片断，分属5个不同的基因，其中包括制造血凝素(H)和神经氨酸酶(N)的基因。通过比较，陶本伯杰发现造成“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病毒与猪流感病毒有相似之处。如果把它归类，那么它应该是H1N1型的。此前的理论认为，造成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病原体，可能是一种禽流感。
2001年，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吉布斯(Mark Gibbs)在陶本伯杰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吉布斯把1918年流感病毒中负责制造血凝素(H)的基因，与30种类似的猪流感、禽流感、人类流感病毒中的相同基因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这个基因的前部和后部，是人类流感病毒的编码；而在基因的中段，则是猪流感病毒的编码。吉布斯认为，造成1918年全球流感大流行的原因，就是猪流感病毒的一段编码“跳”到了人类流感病毒的RNA中。
目前，导致流感大流行的罪魁祸首就是甲型病毒。在甲型流感病毒表面的柱状突起中，有一种是血凝素(H)，另一种是神经氨酸酶(N)，它们是流感病毒的外层表面抗原。流感病毒的外层表面抗原的不断变异，决定了其亚型和病毒的特异性。它的量变引起流感的小流行，它的质变引起流感的大流行。
在1957年的那次流感大流行中，发病率平均为50%，全世界有10亿人患流感，有10万人死亡。1968年出现的甲三型流感，是那年7月从香港开始流行，发病率约为30%。当年11月，流感波及美国全境。在欧洲，这场流感大流行一直延续到1970年方告退潮。1977年，中国又曾发生新甲一型流感流行。由此看来，甲型流感病毒每隔若干年其抗原结构就会因为群体恶行的积累而出现某种变异性的重复。
当流感病毒从人的口鼻侵入时，流感病毒表面抗原中的血凝素(H)便与人呼吸器官上皮细胞的受纳体相结合，进入人细胞内部，并在细胞内释放出核糖核酸。在人感染流感病毒两小时以内，流感病毒的核糖核酸就会复制出携带遗传信息的核糖核酸。两小时以后，感染流感病毒的人细胞内就会大量产生构成流感病毒的蛋白质和核糖核酸。新形成的血凝素(H)和神经氨酸酶(N)，会刺穿人的细胞膜，使这部分细胞像“发芽”一样隆起。这种隆起，至一定程度就会从人细胞膜上脱落，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感病毒。
对于流感病毒的传播路径以及流感病毒不断变异的原因，科学家们依据观察资料提出许多学说，诸如“飞禽传播学说”、“太阳黑子周围学说”、“寒潮诱发学说”，“殒石携带学说”等等。
“飞禽传播学说”，认为传染源是飞禽。近年来，国外学者发现了一条有趣的规律：每当流感在人群中发生大流行之前，流感病毒总是先在飞禽之中广泛传播。由于气候变化和寻找食物等原因，飞禽需要进行季节性的迁飞，这时它们便成为造成人类流感流行的一个重要媒介。事实表明，飞禽对流感十分敏感，它们比人类察觉流感大流行的时间往往提早一个星期左右，无怪乎也有人称这些飞禽为流感的“预报者”，起到帮助人们提早掌握流感动态，以便及时采取预防措施的作用。目前，一些国家正在进行飞禽的流感病毒分离研究，争取尽早提供新疫苗，以控制流感的大流行。
“太阳黑子周围学说”，认为流感的流行和太阳黑子活动因素有关。近几年来，国内外一些医学专家认为，流感病毒的不断变异(这种变异产生的新亚型使人反复感冒)与太阳黑子活动有关。他们分析了19世纪以来的10次全球性流感的发生时间，发现有9次是在太阳黑子活动的高峰年间。尤其是本世纪5次大流行，都与太阳黑子的大量出现和耀斑爆发的高峰期相吻合。专家们认为，太阳内部的剧烈活动是太阳热核反应增强的表现，这时向地球释放的能量骤增。太阳辐射的高能带电粒子、紫外线和X射线等，对容易变异的流感病毒来说，无疑是一种物理性诱变因素。据天文资料分析，太阳黑子活动高峰每隔11～12年为一周期，如联系流感流行，值得研究。又有流行病学家指出，差不多每隔19年就会有一种新型流感出现，威胁着全人类的现象，对此现象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寒潮诱发学说”，指出流感的流行是由于寒潮所诱发。流感的发生以冬春两季为多发。其原因，一方面是寒潮袭击后，日平均气温以及最低气温相差较大，甚至可相差10℃以上。此时，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往往不能适应气候的突然变化，因而突然着凉，诱发流感。另一方面，冬春季节气候干燥，鼻黏膜与口鼻腔的局部温度可降至32℃，这样的温度很适合流感病毒的复制繁殖。与此同时，由于鼻咽部血管收缩，黏膜分泌的免疫球蛋白减少，更为流感病毒的入侵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个学说指出，在突如其来的寒潮时期，应加强预防才是。
此外，还有“天外来源说”，认为陨石将流感病毒带到地球上。也有人提出“地理环境说”等，都尚无定论。
至于，为什么最近几次新亚型都首发于我国，比如1957年2月，由甲2型流感病毒引起的“亚洲流感”首发于贵州西部；1968年7月甲3型香港流感始发于香港；1977年5月甲1型病毒流感始发于我国北方，那就更难以确切解释而值得研究和深思。
道医与西医合论——知其白，守其黑
以上西医智能科学研究的成果，如果我们站在道医学术观上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科研成果都是我们道医和中医“知其白”的价值极高的资讯。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西医在病因学说中，完全没有寻找人类自身社会群体精神状态，以及道德品格与质量与社会行为错误缺陷方面的原因，是一种极为标准的外求法。人的心智动活、行为表现，其实同样都存在着外显性。但是“智能科学”的外求法，却常常将它远拒于探索的范围之外。这一点与继承着上古慧性科学余惠的东方哲学，是截然不同的观念。
道医学的“知其白”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而把握住西医在太极白中细致研究的结论，在疫病学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西医在“智能科学”的不断发展中发现：人类的流感病毒属于RNA病毒，分为甲、乙、丙三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甲型病毒，甲型病毒及其亚型引起大流行，乙型病毒仅会引起局部小流行及散发，丙型只主要侵犯婴幼儿造成散发病例。
掌握了这些“知其白”内容以后，再来进行“守其黑”的慧性体悟，在太极黑中慧观这些研究的成果，也就不难发现甲、乙、丙这三种流感病毒与太极黑中的类比性、对应性和各种复杂场性的联接性。整体地把握住一阴一阳，也就并不难以实现。
例如，甲型流感病毒包括它的异型，都是高维异度空间中疫毒能量之气的最佳受体。由于整个宇宙是一个多维度空间的有序结合体，其中既有高维度空间，也有中维度空间，同时还有低维度空间；并且在这三级层次中，又分为正维度空间和异维度空间。无论是正维度空间还是异维度空间，都是维度的层级越高，能量的级别性、作用性也就越强。而且，地球在与这些多维度空间建立链接时，也是依据地球人类本身个体或群体，具备的能量层级性而产生不同层级以及正维度或者异维度的不同链接。
高维异度空间的疫气能量，常常是“暴发型时疫”的主要供能来源。部分“暴发型疫疾”，也有来自于中层异度空间者。但是据观察，一般来自于中层异度空间中的疫毒连接场，常常并不容易出现闭合切断的情况。因而，就在显态造成一类迁延型的“时疫”，出现久扑难灭、久防难消的现象，这常是来自中层异度空间时疫的一个重要特点。“季节型时疫”、“地域型时疫”，有时也可以观察到与中层级异度空间的某种连接模式，或者出现有开有合并且循环性链接的现象。
从人类的多种传染性疾病和异常性灾害的本因分析而言，都与人类社会或群体恶行之邪气能量场密切相关。恶行越重越大，链接的异维度空间层级就越高，反馈的疫气能量或者灾变能量就越大。例如，非正义性的、违背天道规律的局部战争和全面战争，属于高级别的杀戮造恶之因，群体或社会的杀气和怨气纽结成一团，所产生的频率极其容易链接于高维异度空间，最后造成人间暴发型的“时疫”广泛传播。而人类广泛捕杀动物，乱吃动物尸体，杀戮的邪气和被杀动物生命释放的怨气集约成本因恶气能量场时，常常是与中维异度空间产生链接，构成不同性质的“时疫”，例如甲型和乙型肝炎病毒的生成与传染性的暴发。
就现代社会而言，由于传媒的异常发达，各类事物的发生极容易迅速形成群体反应行为和社会广泛效应行为。但是，因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已经下滑到了道德的底线，失去了对自私和贪欲的自律制约。那么，一种“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的现象，也就必然高发和频发，极其容易迅速而广泛地形成群体或者社会性的邪恶能量气场。如同一把自铸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群体或社会人群的头顶上空，随时可能与高维异度空间和中维异空间链接沟通，从而产生各种不同类型的“时疫”，恶降于天而传染流行起来。
人类近数十年间，“时疫”此起彼伏的频繁高发，这种特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只是由于人类仍然处于纯“智能文明”的思维模式中，固囿于物理型思维的框架牢笼中，仍然没有真正进入慧性科学思维模式中，没有突破物理型思维模式而进入能量型思维模式，闯入理气科学的殿堂，所以对这些现象仍然是一种视而不见、充耳难闻的状态。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由于数千年的熏陶，能量型理气科学的观念并未完全被“智能文明”的物理型思维完全彻底地“洗白”和“漂白”。中医学中仍然保留着这种能量型思维的理气科学的精华，未被彻底淘汰。道医学，是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医学和西医学，既牢牢地持守着宇宙的根本物质，以能量型思维理气而“守其黑”；同时，又兼容并畜地接纳西医“智能科学”中真正能接近事物本质的发现，从而不离“知其白”的“物格而知至”，从而始终把握住事物的本质。
道医在慧观中的发现，内容极其丰富，但是始终都并未离开“精、气、神”这三种有质无形的基本三元物质。把握住了这个物元、质元、体元的三元，也就把握住了一切。慧观中的许多现象，对于目前大脑已经被“智能科学”洗得“一穷二白”的人们而言，不宜揭示过多；只能在逐步建立起“三生万物”整体观、系统观的基础上逐步展开。
仍以以上这些慧观情况而言，如果结合西医“智能科学”对各类各种不同病毒和细菌的研究成果进行道医学的实践时，这些西医的成果常常具有一种指路标式的作用，有利于从太极黑中，“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更细致地把握住“守其黑”，而以唯德辩证法复归于无极之中。
所以，一切道医者和中医者，都应当感恩于这个“智能文明”时代中的科研成果。因为，极致精微的高科技研究成果，常常就是人类找到智能理形科学与慧性理气科学结合的最佳契合开关。老子思想中“知其白，守其黑”的连接处和相通之处，在最精细的微生物命体中，常常就是链接的突破口。而白之微、黑之大，将会是人类文明最终走向“智”与“慧”平等结合而复归于唯德辩证法，诞生“慧”与“智”大统一科学文明的根蒂。因为老子曾经说过：“反也者，道之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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