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诞生于文化之中；道医学，同样诞生于道德根文化之中。道医学诞生于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之中。道医研究实践者，若想全面掌握“时疫”的病机，首先必须对中华道德根文化的本质有所了解和掌握，才能建立起正确的智能认知。

迄今为止而又即将结束的一次人类文明期，在人类历史上是属于一种“智能文明”。智能文明期从一万年前开始进入，经历了由“慧性文明”逐步转向“智能文明”的漫长过程，从5122年前开始因为太阳系进入银河系射线无形光束中，这种慧转智逐步获得强化。在此以前的这一纪人类史中，她是上一次人类“光明文明期”的延续。因此，在5100年以前，人类曾经历了一个由“性慧光明”逐步丢失，产生后天“智能文明”的漫长转化过程。

中国文化中，全息地记录着人类这种从慧转智、智生慧隐、智能强化三阶段的“智能文明”逐步完整形成的过程。“智慧”一词，在中国的文化中虽然保存着这种信息的完整性，但是已经颠倒了主次。其中的智能文化独尊，慧性文化被异类化，丧失话语权，构成了“智能文明”的重要特征。智能文明期，在人类发展史上，对人类最大的弊端，莫过于道德信念的严重失落以及精神文明的丧失。

“智能科学”的偏执型发展，导致了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严重破坏着人类的生态大环境。所以这一次人类文明，同样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文明发展期。

人类性慧的逐步丧失，则使人类只能单纯依凭后天智能研究太极白中的一切，障碍人类科学的真正正常发展，故只能将其命名“智能科学”。“智能科学”在生命真相领域中的研究，只能局限于研究生命这个有质有形命体上的意识、体液、骨肉三大系统，“智能科学”无法更深入地研究生命中太极黑内的精、气、神。“智能科学”，是封闭在物理型框架中的科学，属于物理科学型，无法在能量型上产生显态的超越，进入有质无形的领域之中进行更高级的发展。在“智能文明”的末期，“智能科学”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人类正在积极寻找“智能科学”的突破之径。但是，慧性内的科学，是“智”与“慧”和谐同步研究的真科学。人类在这一次的智能文明期内，已经无法真正完成。

 

“时疫”的生灭规律，同样未能脱离这种万物生化的普遍规律性，而且比较典型。道医学在慧观中发现，时疫恶病毒形成的机制，在“虚化神”这一阶段，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离道失德，背善为恶，杀、淫、邪、盗的群体或社会的恶行，集约成邪恶能量气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违背道德法则的倒行逆施，恶行无制，则必然“上干和气，疫疠为灾”。

慧观中可见：人体小宇宙和自然大宇宙是一体的存在，人体是宇宙全息的缩影；在频率上和场性上，都有可能与大宇宙直接相通。人类的社会集体活动和群体行为所产生的能量场，远比某一个人的能量场强大得多。因此，人类中的社会活动和群体行为，所构成的善与恶、正与邪的能量场，全都可以与多重宇宙的不同层级相通，相连接。

善性能量场，则获得良性能量场的对应反馈；恶性能量场，则获得疫疾与灾害一类的负反馈。这是一个宇宙能量循环的基本自然法则，也是一种动态平衡的自然调适。正如老子所曰：“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 “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社会和群体广泛而大面积的恶行，能够在人类地球对应区域的上空，生成巨大的有质无形的邪恶能量气场。当这种邪恶能量气场，越积越多、越来越大时，在达到一种阈值上限时，邪恶场的震荡频率恰好与有质无形的高维异度空间的频率相同，就能产生一种有质无形的链接沟通。

《史记》中记载：“氐，东方之宿，氐者言万物皆至也。”《史记·天官书》：“氐为天根生疫”。“氐”，星名，是二十八宿之一。这一记载，其实就是古代慧性观察宇宙场性和疫气能量来源方位地址的记录。《黄帝四经·论约》：“不循天常，不节民力，周迁而无功。养死伐生，命曰逆成。不有人僇，必有天刑。逆节始生，慎毋先正，皮且自氐其刑。”《黄帝四经·三禁》：“进不氐，立不让，俓遂凌节，是胃大凶。人道刚柔，刚不足以，柔不足寺。刚强而虎质者丘，康沉而流面者亡。宪古章物不实者死，专利及削浴以大居者虚。天道寿寿。番于下土，施于九州。是故王公慎令，民知所 。天有恒日，民自则之，爽则损命，环自服之，天之道也。”

当人类进入2500年前时，“智能文明”已经进入了自己发展的中期，《史记》也已经无法解释其中的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整理记录祖先文明的余绪而已。所以，后世智识为用的读者无法明白这种记载的真实意义，而误以为古人是将疫气能量的来源指向了有质有形的星辰，而并不知道是指与其相伴生的有质无形的能量结构场。因为“智能文明”的双眼和天文望远镜的外求法，全都无法窥见“慧性文明”中所能见到的气场，以及其中的体元、物元、质元。智能的这种张冠李戴，也就使自己越加远离“慧性文明”，丢失了把握万物本因变化的能力。

地球上因人而产生的邪恶气场，通过这种链接的生成，高维异度空间中有质无形的物元或者质元，就会因为“神化气”而启动，“气化形”而通过链接通道，迅速传输到地球上人类的气场中。故人类始终存在着一种现象：人类群体性的杀、淫、邪、盗不灭，则人类的疫病暴发流行不止。正如《太上感应篇》所言：“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这也就是大道以德调控万物生灭机制中的铁定规律。

“气化形”，在这里则是指有质无形的疫气，以能量的方式在地球上直接促生完全新型的恶病毒生成，特别是主导着某些原本存在的恶病毒重新进行组合变异。这就是一种“恶气化形”的过程。

人类所发现的恶病毒，是迄今为止有形生命中体积最小的生命体。恶病毒生命体极其精细，既具备着有质无形之精的重要特性，同时也具备着有质有形生命体最精细单位体的特征。所以，一切恶病毒全都具有良好的接受异度空间疫气能量，从而迅速改变自己的本能。

时疫恶病毒生成以后，就是一种有质有形的生命体而“形成毒备”，具有极强的疫毒性，这也就是一种“形成气塞”。

时疫性的流感恶病毒类，此时则“以形为体，以毒为翼，以疫为时，以恶为循”地全面在人类中传播开来。“形化气”，而以毒气破坏人体的卫气防护，通过上呼吸道、口腔、眼球、皮肤，直接或者间接地进入人体内，生成瘟病性生理反应和瘟疫性的功能与器质破坏。“气化神”，瘟疫有质无形的毒气直接破败耗散人体内的精气,并且与内五阴情志活动生成的内毒相互结合，直攻人体的藏腑三焦，导致有质有形藏器的破坏，并使其中的神运受损，不能工作，或者被吞没与溶解。“神化虚”，人体的藏器实质被摧毁而形败气散，其中的神离开性消失，转化性消失，被吞没性消失，最终导致感染者命体殒亡。

“暴发型时疫”，急性流行传染性疾病，在《黄帝四经·称》篇中有一段精辟的记载：“宫室过度，上帝所亚，为者弗居，唯居必路。减衣衾，泊棺椁。禁也，疾役（疫）可。”这里的记录已经揭示出：人类贪淫奢侈过度，所产生的邪恶能量聚集过盛，就会与高维度空间的天体异度场性相连接，而会被自然界的“亚”能量所惩罚。若想健康地生存，就必须自觉地尊道贵德，制约自私、贪婪、淫乱以及奢侈浪费，避免恶气“冲天”，而招致“上帝所亚”，“亚”罚于人。要想正常生存，就得贵德守善，而不可贪婪、淫乱、奢侈无度，失去节制，深陷其中。这段记载，无疑是祖先们慧观本因的结果。

防治疾疫的发生，除了在精神系统中建立正觉、自律心志、合德守善以外，对保暖用品衣服被褥的运用要注意及时减和添，主动保护身体的卫气能量场不发生明显的波动；而对于染上疾疫而死亡的尸体，则要及时装棺深埋。

道学“禁”的技术方法（精禁、气禁、神禁），可以役使、控制疾疫恶病毒本身中的精、气、神，而用于防治流行疾疫的继续传播。

黄帝所言之禁，实为三种禁法。其中的精禁，在历史上传入中医学界，例如刺血、针灸、艾熏等方法，这类精禁之法易于掌握和操作。但是，气禁之术和神禁之法，由于需要较高的修身内在能量基础，则只能是在道医学系统中内部承传，而并未见充实于传统中医之内。《黄帝四经》中的这一段话，属于道医学中最早的关于疾疫成因、预防、治疗的论述，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疾”，由“疒”和“矢”组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矢能伤人，矢之去甚速，故从矢会意。”说明其具有急性传播的特征。早在数千年以前，祖先们早已经洞察流行性传染疾病的本因、内因和外因，指出根本性的原因是人们的荒淫无度、奢侈浪费而触发，并且提出了正确的防治方法。

㈢、揭开病毒的真相：

在慧性理气科学中，在道医学领域，对疾病的认识比中医和西医深刻和全面得多，这是因为道医要求医者，进入有质无形的暗物质世界中观察，同时一体地把握住太极球的白和黑的内在性质。时疫的“甲型H1N1猪流感”、“萨斯SARS疫病”、“爱滋病”、“病毒性肝炎”等等时疫流行疾病，并不是像智能科学所断言的，只是单纯的“病毒”致病。病毒，这一个体最小、结构最精细的微生物，其实是宇宙中最典型的既具有“有质有形”物理科学的特征，同时具有“有质无形”能量科学的特点。

在性慧理气科学的慧观中，人们发现物质全都具有能量转换性。而病毒由于命体结构最简单，从而在形与质、能量与物性的转换中，成为生物中的佼佼者。任何物质在“气化形”的变化中，都存在一些共性。这种情况的顺逆转化，可以归纳成八类变化机制：正气化元精，元精生正气；元精生善形，善形化元精；恶气化阴精，阴精生恶气；阴精生恶形，恶形化阴精。

在这八种变化机制中，病毒即具有人类的“恶”气能量场和天降的一种“亚”气能量，这两种天与地的“恶”气能量，可以促成病毒中精细而简单的命体结构发生迅速的改变。病毒在二种“恶”气能量的促成下，能生成阴性精微能量，也是一种“恶精能量”；“恶精能量”能够促成病毒基因的重组或者变异，而出现“恶精生恶形”。病毒“恶形”，又再释放出“恶精”而转化成疫气。病毒的“恶形”所释放的“恶精”，最容易被人体内在的“恶精”所接收，使人体内的精也发生相似改变而同化其质仍至其形。在传染病变过程中，是一种“精”与“气”同步作用的结果。

这些特点，在智能的微观科学中已经大量发现其中的隐显共性特征。只是由于“智能科学”在观念上和理性上，还未能跨出极其重要的一步，未能找到这个结合点和共性区而已。“恶气化恶精”，“恶气”、“恶精”共同生成病毒的“恶形”，这也就是各种病毒能够生成产生的根本原因。

病毒，它的体内和身外载有“恶”性能量的识别机制，能自动寻找“恶”的亚气能量源进行接收营养，并且识别具有恶气场的对应者而释放疫气，产生生物作用；既破坏人体有质无形的气和精，同时也毁损人体有质有形生理组织器官。“智能科学”的医学，只是在试图治疗病毒生物有质有形的这一个侧面，并不是清除病毒本身还同时存在的恶性精气能量。只治其“白”，而不能治其“黑”，只是把握了太极模式的一半。

甲型一类的病毒体的外观，都是呈球形，表面有许多柱状突起，活像一个水雷，直径约为0.0001毫米。看到“智能科学”对病毒的画像，也就自然想起黄老思想中的形名学说。中国的祖先中，承传着上一人纪光明文明科学的余绪，他们在道光德中“修之身”而诞生了众多的大慧大智者。

他们在慧性科学高度发达的这个人纪前期，是否也同样认识这种“水雷”呢？是否同样也替病毒画过肖像呢？回答是肯定的。甲骨文，作为一种慧性理气文化中的图画文理基因，其中就仍然保存着不少图画式的慧观图画素描形象。只是这些慧性文化的图画基因，逐步蜕变成了“慧”与“智”转换期的文理基因，最后仅演变成为智能文化的字形基因。我们祖先慧观的结果，在智能文明不断展开的过程中，被后代逐步忘记和失落，并且随意扭曲了本义。但是，人们如果通过“修之身，其德乃真”的长期实践，开慧启智，则仍然可以从甲骨文中逆向地寻回这些远古失落的慧性文明，从文理基因中找回祖先们慧性图画记录的真义，从而进入道德根文化的井泉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使“慧”与“智”同步运行。

早在3000年以前，中国的祖先们应用慧性理气科学的慧观方法，就已经发现了病毒的形态、作用、机理，并且象形表意地创造出图形符号，精炼地表达出病毒的特点与特性。中国最早期的“亚”字和后来的“恶”字，就是对它最准确的“图影画形”捉拿的结果。而且，这个“亚”和“恶”字图形所表达和承载的信息，远比近代智能科学对病毒的认识全面深刻得多，是一种系统全息整体认识论，而不是智能的孤立论证。

  

从画示中可以看出，智能科学只是抓住了这个“恶”画像的四分之一部分，而将天的因素、地的因素、人类自己的因素完全排除在外，只是孤立地研究病毒体本身，而严重忽视了天、地、人三才的整体因素。而中国祖先们却用一个“恶”字，就将天、地、人与病毒体的全部信息，完整地图画影形，缉拿归案。

《黄帝四经·果童》中指出：“夫地有山有泽，有黑有白，有美有亚。地俗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静作相养，德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黄帝四经·观》：“以观无恒，善之法则，力黑视象，见黑则黑，见白则白。地之所德则善，天之所刑则亚。人视则镜：人静则静，人作则作。”

在这两段话中，黄帝就是一种“性慧”与“智能”的能量和物理共论。他指出地球大地由山川河泽组成，这是有形有质的外像。在其中，却还有智能不可见的能量黑境，它与智能可见的物理白境共存。外在显象的“美”和无形有质的“恶”，共同存在着。大地赐予万物之德的能量是静默无声而养育，但是天却依照德正形名的大道自然法则而不断调节。大地的静默供能和天宇的不断调节，共同养育着万物。地德能量的美善与天降其恶的残酷无情能量，相辅相成地共同制约和调节。这两者顺应大道规律并且具有名号，把握了其中的互补调节能量的机制，就能成就万物。天地阴阳完整地调控万物，万物的“气化形”与“形化气”的变化才生成。“天之所刑则亚”，即是十分明晰地告诉世人：天道，是运用“亚”（恶）这种能量物质来调节人间的善恶平衡。老子也指出：“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道如何运用“亚”（恶）的能量，来调节改变人类的恶行，我们应当了解其中的道理。

《庄子·养生主》中也同样指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修善心、行为善、言语善，不可能很快就开慧而了解生命真相中的名相；心恶、行恶、言恶，也不可能很快就遭到天道规律以恶来惩罚。把握着内察自己的经络而顺着、沿着气机循环内守，就能保全肉身，可以健全生命活力，可以有益于家庭，可以尽享天年。

古代的“亚”与“恶”通用。早期，可能只用“亚”字表述天道无为而运地刑罚于人。因为“亚”只包含着天体、大地、病毒三类信息。而后来为了提醒和告诫人们，是人类心智的丑行触发“亚”的生成，提醒人们重视修心，重德守善，才以“恶”字表达天道是以“亚”来救治人“心”。

“祸福无门，唯人自招。”人不为恶，则不会聚集恶气而招来“亚”这类病毒和灾祸的降临。后来随着人们性慧的丧失、智能的增长，唯智而用，也就不知“亚”字是慧观下对病毒形态的准确描述。将古文化中慧性科学的图文基因，演变成为智能的汉字基因，丢失了大量的慧性科学元素，图蜕变为字，而仅以“恶”字而用，表述天道以恶罚恶，以恶惩恶，达到平衡调节。将责任完全推向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逐步丢弃对自己的反省自律。此时，人们已经不知道古圣创造“亚”和“恶”的本义了。

在中国文化的几千年变化中，上古这类性慧理气科学的成果，在图文基因向字形基因的蜕变中，“智能文明”未能较好地保存“性慧文明”的成果。但是这种丢失的轨迹，道医研究者常常可以在甲骨文的研究中俯拾即是。

通过以上对古代经典中的相关“亚”与“恶”的形名进行解析后，我们不难看出，“恶”这种病毒并不单纯是“智能科学”所掌握得那么简单。它的本质，是天人合发于人类群体或社会的恶行而产生天道无为而运的“亚”生结果。人类的一切恶行，都可能直接产生这类后果。

现代西医学的研究也发现，“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萨斯SARS”等流行病，恶病毒总是能够在本来健康的身体上自主地产生、发展，而被感染者很多都是并没有接触过感染源的人。智能科学界指出存在着“气溶胶” 这种感染途径，“气溶胶”是指肉眼不能看见的显态之物，那么这种气溶胶，很可能就是质元疫毒的有质有形载体。

这些现象，同样验证着道医学在慧观中的许多发现就是自然的法则。

人类的任何疾病，都是患者在“善”和“德”的精神系统中，有所亏损和欠缺，能量之精气不足和不全，才是导致产生各种疾病的先导原因。恶病毒这个“恶”，与人类本身的恶行具有同频率性、同气相求性。它们首先破坏的是人们有质无形的精气，其次才开始损伤患者机体的外壳和内在的实质。

 

“恶”这种病毒，就是大道无为而为，应人类自作孽而触发，用于清理人间邪气场和一切恶行的净化剂，是人间善恶、正邪气场的平衡调节器。人的心善、行善、言善，体内的善因子必然丰富，五德能量的充沛，必然正气内存，卫气外护。

“恶”的病毒疫气既使接近身场，也会被正气所净化其中的疫毒，粉碎和清除其毒性，不使其产生作用力。人类虽然可以运用各种生物能量或者化学手段，去抗御病毒“恶”气的伤害和病毒的损伤，但是人类从心灵和行为上的自我矫正，以德善心智和行为从根本上预防，才是正途。

易染疫毒者，必定首先在有质无形的能量气场上存在某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卫气薄弱、局部塌陷、局部破损等等质元和物元上存在着不足，而且神的不足在其中是极其关键的原因。

神不足，在心理上表现的是品格和素质差，焦虑恐惧不安，内部的五种情志活动容易产生而自损内气，外耗卫气，或者急剧地起伏动荡，因而造成无形的偶然性捕获性传染。因为神不足而内阴活动明显，造成心理素质差的人，即使只是病人从他身边走过，或者只是双眼对视一下，通过身体能量场的交错沟通，眼中气机的传递都可能造成被传染。少数人，还可能仅仅是一通电话也能同频共振，击垮其内气的稳定和卫气的防护，使其被感染的可能性升高。

人类社会、民族、群体的精神，需要用“德”与“善”的品格和能量进行充实。“善”，可滋养后天的心智；“德”，能够营养先天的心神。如果不重视精神品格，以德善进行培养，不加强德善能量的主动摄入，人们的精神空虚则必定生恶而恶行累累。这种“恶”的能量级超过了地球德能调节的许可浓度时，必定会冲破天之场而触发“亚”的下降，形成时疫的暴发。

而且，从上面慧观全息展示的象意图示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慧观下地上人类各种不同性质行恶、作恶的能量场，在聚集到一定的量级时，全都可以触发中央的无形有质的传感器。传感器的启动，也就是地球能量场与高维或者中维度空间“天”的链接建立和打开，从而产生各种不同的“亚”的结果。这些结果，基本上分成五大类，成为人类“智能文明”不可抗拒而且疲于应付的局面。因此，人类的“智能文明”，必须尽早、尽快地摆脱“智能文明”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全面建立与“慧性文明”的重构，才能使人类科学文明真正走上健康而正确的发展之路。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