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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各民族中唯一连续不断繁衍绵延至今的民族,是因为我们非常幸运地拥有和携带着“大道为生”文明的基因,完整的文化DNA密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这应当是整个地球文明生态圈文化物种、形态经历数千年相互交流、交融、交锋之后,历久弥新的文化源头所在,是文化生态新一轮进化的根文化基因模板所在,或者说是人类文化维护自身生态平衡和进化能力的一块原生态保护地所在。
因此,在当今时代,不仅中华民族需要从这块保护地中采撷原生态的文化种子,与当代的文化形式、社会现实相结合,诞生“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的文化新物种和新形态,而且,东西方文化交融交锋的大势也在催迫着我们,要主动迅速地完成这一文化生态领域的完善和进步,为人类文化生态圈的稳定和生机作出历史性的担当。
从文化基因的层面来看,在大道文化、德道文化以及秦汉以来的道德文化三大文化发展历史时期中,德道文化时期,处于大道文化和道德文化之间的时空枢纽节点,在老子《德道经》这部基因库式的根文化经典中,老子运用”玄之有玄”的幾学修身圣悊论,采用目析法、喻析法、辟析法、幾析法,将极其丰富的超常道、非常道以及大道文化的密码信息,压缩性地蕴藏于他的五千言之中。因此,破译老子所列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密码的巨列阵,对于我们释放文化基因,指导当代文化基因学的建立,实施面向未来的文化基因工程,建设文化软实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对黄帝关于天道法则是“天执一、明三、定二”的揭示进行基因数字定位;对老子关于大道的法则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象数原理进行基因破译,可以使我们从“文化分子生物学”的层面解读出“大道为生”的DNA基因链,像自然生物领域的基因研究一样,构建出“大道为生”的基因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沿着历史时间的河流上溯,将《老子》五千言中的揭示与《黄帝四经》当中的“天执一明三定二”进行文化DNA的“碱基互补配对”,破解进入道德文化历史时期以来,带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盛世“文景之治”的“黄老绝学”,究竟是什么样的治理思想和文化形态。大道的法则与规律以及天道的规律与秩序,在修身与治世实践中的体用关系。进而还可以进一步向上追溯,探寻在大道文化时期,易道文化对世界的认识究竟是怎么来的;找出三百多年前西方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到底从伏羲八卦图中悟出了什么,才指引他发明了“二进制”,从而将现代世界引入电子信息时代;也就能够明白我们今天如何实现继承,从易道文化中破译出更多的文化密码信息,发挥符合天道法则与规律的创造力,与当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为人类带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驾齐驱的又一次飞跃发展。
其次,我们也可以由德道文化时期顺流而下,以秦汉以来中国文化的交流史为巨大的生态观察区域,来研究中国文化生态的生物多样性有什么样的发展规律,为什么从古至今,诞生于世界其他地域、民族的一些优秀文化能够在中华这片土壤之上落地发芽,并且融入结合为一体,最终成为中华文化这棵大树的有机组成部分,获得了长久的生机;研究文化生态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基因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辩证关系,以此来把握文化生态圈生态平衡的奥秘。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文化分子生物学”层面,透彻分析当代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DNA结构,以文化基因的遗传规律、规则为指导,构建当代的文化基因学,实施当代文化建设的基因工程,使“大道为生”的文化基因充分释放,完成中华文化的一次巨大的生态进化,而非某些“物种”的单项进化,使所有已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符合文化生态规律的文化物种同步获得更强盛的生机。同时在东西方文化的对冲交会中,占据文化道义与规则的制高点,为地球人类文化生态圈的平衡、繁荣和有序发展,提供基因文化层面的能量、能源和法则、秩序的支持。老子曾经指出:“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文化之低贱所在正是文化基因的细微之处,它们才是文化高贵的基础。文化领域的高端之处,全在于低下的精幾领域。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文化软实力,离不开应用精幾细微的工匠精神,居贱、处下而做细,外动而内静,才能贱中创贵,下内成高,真正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抢战文化的制高点,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文化发展路径,无论是当前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在当代时空这座超级“对撞机”中碰撞的强度,都已经为我们在比生物分子化学更精微的层面建立文化基因学,实施文化基因工程,提供了现实的环境基础。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的是,文化的基因学和基因工程,因其所“为”的层面极其深入,必然要探索到“无,名万物之始”的领域,这对“有,名万物之母”的领域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而是一项超级高精尖的人类自我进化工程。如果不能够将指导思想上升到大道文化的高度,以尊道贵德、尊重敬畏自然规律为根本宗旨,则无法全面深入地掌握大道为生的DNA结构和基因密码,更不足以真正启动这一进化提升的文化基因工程,实现非常道的文化基因突变;而只可能是在物种方面进行一些看似有眼前利益的治标而不治本的改造,贻误历史时机。
因此,在区分文化物种常道性基因突变与非常道性基因突变的本质性差异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充分理解自身文化的特质,建立起大道为生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基因保护地,必然深藏着超越我们目前理论和科技识别范围的DNA片段,这是极其宝贵的文明遗产和文化资源。我们只要珍视、理解、呵护这种特殊性,以真正科学、公正、开放的探索精神去研究这种特殊性,就可能像莱布尼茨悟出“二进制”那样,打开老子所指出的那扇“众眇之门”,在“玄之有玄”的超常道和非常道领域中,符合天道度数信地启动文化生态进化的基因工程,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带来真正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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