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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传统道德根文化
（根据熊院长2008年10月两次讲课讲义及录音整理）
大家好！
今天抽点时间来进行讲经说法，主要还是对《老子·德道经》的第二章进行释义。也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讲了。所以这样一开讲以后就要连续地将这一章跟大家一起来进行阐释一下，揭示一下，以利于我们的教学工作和对传统道德根文化的研究、实践、探索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之中。刚才开始之前也跟大家讲了一下，我们今天大概准备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将这一讲之一的前半部分，把它讲解完。这部份的内容是比较多的，真正地进入到对第二章的内容进行讲解的话，这个之前需要做一些铺垫，如果没有这个铺垫，我们无法正确地去讲解这个第二章的本义。因为如此，所以这前边的讲解就显得格外重要。
这个“一”可以说是《老子·德道经》的灵魂。能不能进入这个“一”，把握住这个“一”，理解这个“一”，并且将自己的心身几大系统全部融汇在这个“一”当中，这是我们学习、破解、掌握、修持老子德一之说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得好，很可能就比较容易把握住老子所说的这个“一”的灵魂，把握这个“一”的实质，将自己的心、身、口、意，将自己的心、性、命三大系统都能够融汇在其中，去品尝、感悟、体会，我们道德根文化的其中的一些深邃。我准备逐步地引导大家进入其中，需要大家在这个听的过程之中，同步地去内观实践这个“一”。不要有分解式的观念，把天、地、人都浑为一，融汇成一，化为一。整个宇宙都是一个“一”，有相的宇宙和无相的一个宇宙都是一个“一”。在这种前提和环境当中，来掌握和体会这个“一”，就比较容易进入到比较理想的讲经说法的境界之中。
一、民族复兴的源动力在于根文化：
民族复兴的源动力在于根文化，重点是要理解，什么是根文化？根文化这个词义是我们自己在学习《老子·德道经》之后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对根文化要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把握和理解，才能掌握好为什么她是民族复兴的源动力。对于根文化的理解，并不仅仅只限于我们东方，而是世界各国的文化都有他们的根文化。而我们在这里重点所要谈的，是我们本民族的根文化。根文化对于民族复兴的意义，对于我们“修之身，其德乃真”的意义，对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家庭的道德环境，社会的道德局面，都具有指导的意义，基础的意义。因为我们观察历史，可以从中找到这样一个普遍的共性规律。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都有一个共性的现象。每当历史进入转折期，步入兴盛阶段时，都会伴随着文化的复兴运动。而且每一次文化的复兴都会回到历史文化的源头上，在文化基因的井泉中汲取营养，在根文化中重新发掘创造的潜力，然后再前进，才会创造出辉煌的成绩。以欧洲文艺复兴为例，在14世纪，意大利的有识之士就是借助研究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站在欧洲古文化的源头活水中汲取精神营养，也就是进入了他们自己的根文化当中，进入到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之列，汲取了这个营养，从而开创了欧洲文化的新纪元，创造了科学与艺术的崭新局面，推动了整个欧洲的全面发展，使欧洲从此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独领世界风骚几百年之久，至今都还没有明显的衰微。文艺复兴一词就是源于意大利语，Rinascimento,其意为再生或复兴。19世纪，西方史学界进一步将文艺复兴作为14至16世纪西欧文化的总称。西方史学界认为它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艺术的复兴。由此可见，文化的再生和复兴，必定是指某种古文化的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必定是指某种根文化的重新再生兴起。古文化、根文化的再生或复兴，必将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发展，形成新的鼎盛发展时期。这就是其中的共同规律；这就是进入各种根文化当中进行文化复兴的一个共同规律。这样的现象在欧洲曾经发生过，而且我们现在还能感受到这种成果带给我们的巨大影响。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历史现象呢？回答是肯定的，同样的存在着这种现象，同样曾经诞生过几次回归古文化、根文化汲取精神营养，从而诞生出文化复兴，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产生历史奇迹的时期。中国历史上汉代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全都具有回溯到中国传统根文化、古文化历史源头上的共性特点。而且，这四次成就丰硕和辉煌的文化复兴，具有一个共性特点，全都是回归于道德根文化的井泉之中，在老子五千言的思想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而不是在原生态的儒学中或者引进的佛学中汲取精神营养。
这些历史上文化复兴的光辉典范，全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的根文化，古文化就是道德根文化，就是以《易经》、《黄帝四经》、《老子·德道经》为代表的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宝库。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诞生于黄老学说的应用之中；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诞生在老子五千言的国家教育和社会应用之中。而且，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形式的变革也曾经层出不穷的出现、出台，但是所有变革与改革，如果一旦背离了回到道德根文化的源头活水，在文化基因的井泉中汲取营养的基本法则。那么，无一例外地全都以彻底失败或者收效甚微而告终，并且无法真正推动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
近代最典型的是五四文化运动，她就是一场将婴儿和污水一起泼出的文化运动。她虽然革了犬儒八股文化的命，全面引进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和科学技术。但是由于没有接续自己民族的根文化，没有回到自己民族古文化的源头中汲取营养，也未能进入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源头中借取、移植精神的食粮。完全抛弃“古为今用”，独取“洋为中用”，因而不仅未能及时治愈中国社会的痼疾，相反却使整个中国逾加远离自己的根文化，跌入了文化的百年迷失期之中，继而又孕育出了史无前例，却又损失惨重的文化大革命。万幸的是，我们最终迎来了“反也者，道之动也”的道德根文化复兴的机遇和时期。我们应当珍惜形势，珍爱机遇，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走近中华道德根文化之中，我当其责地贡献力量。
走近中华道德根文化，最佳的快捷方式，莫过于走进老子五千言，在老子《德道经》中汲取精神营养。老子被世界公认为“哲学第一人”，他的《德道经》又被称之为“百科全书”，“万经之王”。而且老子的《德道经》，在古代所有圣人的著作之中，是唯一的一本由圣人自己亲自动笔撰写而形成的经典。这种唯一性，使老子《德道经》成为古代经典中最为独特的“一本正经”。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一本正经”，用“一本正经”来解析老子的《德道经》，那是很恰如其分的，是唯一的一本正经，是圣人自己亲自动手撰写的。没有其它经文能够与她并肩。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圣经》，是耶稣的门徒所书写。古印度丰富的《佛经》，全都是由佛陀的弟子们所撰写。即使是孔子的学说，同样也是由他门下的贤人们所记述。唯独老子的《德道经》，是他在函谷关的青灯之下，亲自执笔完成。老子之所以在出关遁世前，放下“述而不作”的共性讲经教育方法，欣然命笔撰写，事出有因。那是因为他早就已经洞察了文化基因形成的前因后果，他本身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阶段。中国根文化的基因天然地具备性慧、文理、汉字三大基因系统。（性慧、文理、汉字三大基因系统先提出来，后边还要进行详细的解析，大家记住有这三个系统就行。）“述而不作”的语言教育方式，只能适用于文化基因的文理片段期和文理片期过渡向汉字片段期的转折期。“述而不作”的方式只能适用于这种历史阶段和这种文化基因展现的区间。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字”这一文化基因元素为教育主体的方式，就是我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必然要出现的一个阶段和方式，它是一个发展，就不能光靠讲经说法来完成。我们现在社会的教育方式很复杂，什么文字要上去，图形也要上去，叫图文并茂。这还不够，还要有动画，要有电影，音光声全部都上才能完成教育的任务。还不见得完成得好，人们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餐文化的时期。这都是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现象。
老子预见和洞彻这种文化基因、教育方式的全程转折变化性，关注着因为离道失德，文化基因定会断裂丢失以及突变异化。因此老子亲自动笔撰着五千言，就使他的文章中既承载着性慧基因的全息性，同时浓缩着文理基因的精华性，并且展现着汉字基因的全貌性。这就使五千言中所承载的能量，既有性慧一灵独耀直接解读吸收的能量源，也有心灵直接感悟而接受的能量源，还有供给人们后天智识解读理解以后再吸收的能量源。这种潜在能量的三源统一性，信息高度聚合性，三归一气，一气呵成的独特性，是所有古代经典全都未能具备的重要特点。五千言的文化基因元素和能量聚合性，极其完整和全面，这就使老子《德道经》五千言在历史上具有无出其右的地位，并且终将对世界文化产生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
也正因为如此，就使老子《德道经》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大智慧，潜藏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营养，包含着广袤无垠的宇宙真理。从而使他的《德道经》五千言，成为全世界最为奇特的一部不朽的宝典，成为人类精神食粮永不枯竭的井泉。走进老子五千言之中，与圣人居，与圣人谋，将会使我们终生受益无穷，将会使我们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21世纪时期，老子的思想同样将会给世界各民族带来福祉。
走近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走进黄帝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在根文化中去感受他们在上两千五百年前长期地引导社会和人们认识自己的生命，升华素质的过程。在其中体会黄老思想和谐社会发展，创造历史辉煌的经验，我们将会受益无穷。如果全民学习，终生学习，我们的个人将会人生美满，民族和国家将会蒸蒸日上。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民族的生机。振兴民族，创造人生，幸福家庭，和谐社会。贵在社会中的全民，要建立终生学习，全民学习道德根文化的机制和习俗，学习根文化，培养道德人文素质，提升道德根文化的修养水平，这是个人、家庭、国家、民族兴旺长存的必由之路。
学习根文化方法的选择，最佳者莫过于经典诵读，掌握和精通本民族的根文化，将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作为终生的必修课，终生诵读，一生参悟，深入根文化基因的巨大宝藏之中，汲取其中丰富的精神营养，同时兼习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兼收并蓄。让古今中外文化的精华藏于心胸，纳于大脑，尊道贵德，顺天应人，智慧双运。我们就能迎来民族的复兴，华夏的重新崛起。
二、为大于其细地研究根文化。
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系统极其巨大的宝藏。我们要想走近中华道德根文化，进入老子五千言，就必须遵循老子：“为大于其细”的教导，要从细处着手进行学习、研究、实践和掌握。老子在此指出“大”字，既有“大”字本义上的内含，就是说求道，寻觅这个大道，就要从细处着手。这个大，同时也囊括着大系统性的广博之意。
我们经常说文化大餐，在这点上，文化大餐与萝卜干就有一个参悟。人们在参加一次大型的文化活动或者观看一场精采的文艺演出后，人们常常会以享受了一次文化大餐的比喻，来形容其中的体验和观感。
其实文化大餐，今人的定义与古人不见得相同。仅“大餐”这个词，古人的的“大”，根文化对大的定义，就与现代人的观念根本不同。老子眼中的“大”，总结和代表着2500年以前中国先人们的共识，那就是：“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落实在道上，大就是道，尊贵极荣，无与伦比。餐，是吃和食用，吸收纳入之意。但是大道无象无形，道依德显，通过德来营养万物。那么在古人的眼中，大餐也就只能是一次极其丰富饱和地汲取道光德能的机遇，而并非以能吃、多吃、会吃而享誉全球的中国餐饮文化的“桌满菜精”所能比拟的。文化的大餐,精神的食粮。这个大，不应当以形式的庞杂，格局的丰富为判断标准。大，要大在精神营养的丰富与质量的纯净。
有时候观看一场文化方面的演出，我就常常难以得出文化大餐的感受和体悟，反而常常会跑神，不自觉地就会联想到中国的文化大系统，追溯中国的根文化。中国现代的许多快餐文化，就如同一盘可口，却并没有什么营养的萝卜干,食之无味。难道中国根文化就真的同样只是一棵大萝卜吗？用回溯寻根的观念去分析与观察，寻找中国根文化的原汁原味。却发现中国的根文化并不是一棵大萝卜，它的原生态人间少有，它是一颗根深蒂固，干粗枝肥，叶厚翠绿，果实累累，参天如盖的人参果树。中国根文化的原生态大树，是那样地令人心驰神往，人参果原汁原味的清香，是那样地令人流连往返。可是，充满我们眼帘的现代中国文化，摆上桌面的盘中餐，却都是那样索然无味，营养尽失。好端端的人参果，端上桌来却又全都变成了加工过的萝卜干。为什么会这样呢？
展开历史的画卷，走进历史的长河，我们才会发现，原来中国传统道德根文化这棵人参果树上所结的果实，首先被前儒和后儒们运用二千多年的漫长时间，将这些人参果实，支解得体无完肤，质量全失。果实被“独尊”的快刀无情地条分块割，然后又进行世故圆滑的风干揉搓，并且大量加入顺皇尊权的矿盐淹制，添加功利的干姜，掺加欲名的大蒜，添入印度的咖喱粉，和进西方文化的奶酪膏。终于使中国现代文化变成了咸、酸、辣、甘、苦，五味齐备，口适性极强，却无营养的萝卜干。
现代的人类，非常珍爱自己的生命，注重命体的营养性。但是，人们越注重这一点，却越发现我们生存在一个公害环绕的空间之中，化学污染，物理污染层出不穷，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有毒食品防不胜防。人们越来越向往没有污染的原生态生存环境，甚至恨不能自己去承包一块地，自己去种蔬菜种粮食，自耕自种地进行生活。这种对原生态环境的向往，可以说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萌生和发展。其实这种原生态，也就是一个人类生态环境的基因态。在环境学里面同样也是个基因态。生态环境的基因态，近几百年以来，已经被人类的愚智所全面破坏。这种破坏性，与文化基因的破坏大同小异，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文化基因的生态环境，同样早就被破坏，而自然的生态环境，生存环境，原生态的生存环境的基因，同样也是被破坏了。只是因为文化的精神营养性比较特殊，由于其不具备肉眼可见性，从而难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恢复和维护根文化基因的原生态，预防与清除对根文化基因原生态的各种污染，同样是维护人类精神健康的必由之路。根文化基因原生态的污染变异与毒害破坏，对人类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性，是一种隐性损害，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危害性和毒害却远远强大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存生态环境的破坏，远比生态环境污染的后果严重得多。从本质上而言，人类生态基因环境破坏的原因，产生的发端，就是源于自己根文化基因的严重破坏，长期未能治愈和矫正。人们对它漠不关心，只有在最危险最危急的时候才会想起它来。人类如果不重视对文化基因生态环境的治疗,而只是关注重视对生态基因环境的治理,那么这一切努力始终都是一种治标未治本的盲目行为，只有牢牢抓住对根文化基因的全面治理，维护根文化基因原生态的健康，阴动为先地治理，才是治本之法。人类只有如此标本兼治于根文化基因和生态环境基因，双管齐下，执两用中，才能彻底治愈人类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严重的痼疾沉疴。
从上面一点感悟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人要想真正走近中华道德根文化，进入老子五千言之中，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道德根文化对于现代人而言，早就已经面目全非。其中经历了二千多年儒学的漂染，经历了百余年西方文化的熏陶，再加上大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的蹂躏，众多崇洋媚外文化精英者们的鞭挞，以及机械唯物主义者和狭隘唯物主义者的愚智批判。
所有这些现象就使我们这些现代人，要想走近中华道德根文化的源头活水，显得那么山高路远，崎岖漫长，那么跋涉的艰辛也就在所难免。所以，所有的道德根文化的爱好者，都要具有心灵准备，冷静地对待这些现象。
同时，要想走近中华道德根文化的源头活水，就必须完成历史的洞察，时代的跨越，掌握东方、西方文化史的脉搏，把握一些关键性的历史和社会演变的枢机。
中华道德根文化，诞生于易道文化形成前的道治与德治社会历史之中，源起于性慧人文的社会之内，成形于黄帝的法道文化和老子的德道文化之中。
此后，道德根文化遭遇到多次摧残与打击。在春秋战国时期，历经五百年的战乱，欲伤德信，慧隐智长，道毁儒起，使根文化中的内求法和文理学的精髓丧失，人们慧识退、智识盛，图与文的信息解读逐步失真，根文化基因开始扭曲变异。
宋明理学时期，经毁书兴，对经典的重视进入了毁灭的状态，而四书相反兴旺发达起来，人们死读四书来谋取官职爵位。正所谓“大全出而经说亡，八股兴而古学弃。”
清末时的洋务运动和变法运动，洋务运动中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颇为积极，但是由于儒学长达2000年的专制独尊，构成了巨大的文化沟壑，难以逾越，古为今用成为泡影，全然无法回归于根文化的道德文化之中，由于古为今用未能进入根文化之境，几度变革也就仍旧落入改良儒学、犬儒顺奴的窠臼之中。其实中国保守性极强的功利性儒学，远比西方的圣经文化强势百倍，西方的圣经文化与古希腊的文化之间，原本就是各自独立的两个系统。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泾渭分明，那么，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容易辨识和区别并且加以鉴别。但是在东方不具备这一特点。中国的道德根文化与儒学之间，却是一种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学生并没有真正将老师的东西学到手，没有学全，没有学透。这点宋代的几位理学大师，他们都是先拜师于道家，跟着道家的老师进行学习。学了一半以后，他的名利心起来了，功利起来了，他离开道学去研究儒学，然后又把道学的东西装扮成儒学，进行鱼目混珠，将道德根文化加以混淆改造，打扮来充实儒学的观念。这种欺骗性就非常强，这是因为儒学在中国来说，对道学这个老师了解有加，他将自己的东西，功利性的东西加以掩盖和偷换老师的理念和观点，那是非常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并且还不容易被别人识破。这种现象也是道德根文化与儒学文化在历史上反复搏击而儒学最后容易占据上风，社会难以久居道德根文化的原因之一。
在民国共和时期，出现了弃中兴西。自五四运动以来，封建迷信成了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人们将道德根文化与儒学文化混为一谈，一起打入了封建迷信的地牢之中，而民族虚无，崇洋媚外，斗争专政，三力先后迭起，经过几度三番的折腾，传统文化曾经几乎毁灭。在这一段时间，道德根文化和儒家文化，和其它众多的文化，都饱受灾难，时至今日，就连西方有识之士都极为尊重的、富含根文化内涵的传统中医，我们却有人恨不得早日扫地出门为快，消灭取缔中医噪声不绝于耳。对于这些现象，我们的研究传统根文化者，都应当了解并掌握其中的变化，辨析出其中根本的原因，才能对复兴传统道德根文化的艰难，具备足够的认识和保持清醒的头脑。
同时，对社会类型分期的掌握，也有利于我们走近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进入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之内。所以对社会类型、分期我们一定要加以掌握。我们在前面的一些讲课当中对于社会的分类，人生的分期都提供了一些表格，这几张表格我们应当真正地把它记下来，转换成自己的便于了解的素材。比如社会六阶段的分析，人类的六阶段的退化，以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六个发展的阶段，生命发展的六个阶段，社会发展的六个阶段。这些我们都要牢牢地把它记住。而且对精气神逐步退化导致人类历史分期，这些掌握了有利于我们走进传统道德根文化，走进老子五千言。
关于社会类型的分期，孔子在研究当时的历史后，曾经将五帝时代定名为“天下为公”时期，而将夏朝以后划归“天下为家”时期。而且非常向往，并且讴歌五帝时代的天下为公。这些特点，我们曾经将社会类型的分类浅析过一次，但对近代社会未作提示，对上古时期也未作定义。为了系统性地把握历史的延革变化，有必要完整地作一些界定划分，这样有利于走近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进行民族复兴的实践。因为纲举目张，没有这些纲，目张不起来，很多的内容我们没法展开来讲。
关于划分的方法，五帝时代已经经历了三皇时代和三皇之前的道治时期与德治时期。因此，历史上也就客观地存在着六大历史时期的沿革变化：
天下为道时期；天下为德时期；天下为公时期；天下为家时期；天下为私时期；天下为党时期。
前面的天下为道时期；天下为德时期，基本是一个人即神的时代，比较远古的时期，比较早。
这六大历史时期的沿革变化，将世界带入了现代社会的二十一世纪之中。这六大历史时期的分类所体现的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管理机制的属性，而后边的四大历史时期，是社会离道失德以后的不同历史不同变化的阶段。鉴别这些机制的先进与落后，仍然离不开运用尊道贵德，顺天应人，少思寡欲，以民为本等根本原则进行分析，而顺道者昌，失德者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也是一个历史不变的自然法则。
孔子提出的“天下为家时期”应当是终止于战国时代的末期。从秦朝时代起，天下实际上就进入了天下为私的时代，尽管汉代初期仍然还是表现了大封刘姓王的“家天下”现象，但是中央集权于皇帝一人的不争事实无可辩驳，这一特点仍然深刻地反应出“天下为私”时代的到来，因为秦朝是彻底地改变了周朝的体制，周朝基本上还是分封联盟体制，但是到了秦朝就是典型的一人之天下。所以从进入秦朝开始，定为天下为私阶段，这在学术上和实际情况看都是比较准确的。因为秦朝开始皇权独尊于一人之位的事实就制度化确定下来了，皇位相夺，兄弟相残，子父相弑的纷呈上演，全都典型地揭示着天下为私的实质。包括汉朝刘邦死后他的老婆为了争夺这样一个私，在个人私利的基础上来争夺皇位，都是反映了已经进入了天下为私的阶段。
当社会发展到民国共和时期以后，中国同世界各国一样，步履维艰地进入了“天下为党”的时期。孙中山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创建了国民党，并且寄希望于以党制将社会重新归入“天下为公”的美好境界之中。从他的“天下为公”的题字中，我们不难读到他的三民主义的拳拳之心。孙中山，黄兴还曾经效法美国的开国之父华盛顿，效法古代的尧舜，辞位让贤。表现出为民族大义而高风亮节。只可惜选择的对象和时机都不正确。让位让给了袁世凯，结果又演出了皇帝复辟的闹剧。
共产党在中国也相继诞生。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关键时得民心而终于夺取了政权。
“天下为党时期”已经成为全世界社会发展的一种共性模式，只是还存在着“天下为一党”与“天下为多党”的区别。其中更多的内涵，暂不分析。我们只需洞悉这些社会的必然变化阶段，掌握这六大演变阶段中的实质，正确引导我们走近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进入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中，进行真实不虚的“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实践，这才是根本之路。
复兴道德根文化，必须恪守道德根文化是修身文化，研究实践者首先要完成自我的放下和超越。中国的道德根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截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要想走进道德根文化的殿堂，登堂入室那就必须要进行修身，进行性命双修。修身是进入其中的台阶和钥匙，这就是中华道德根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实践是第一要务和前提，在此基础之上，同时要超越历史的长河，驱散回归路上的迷雾，辨析道路的远近曲折，扫清路途上的一切障碍，越过路上的沟壑与坎坷。才有可能真正走近道德根文化，进入《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之境内。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为大于其细”。“为大于其细”就是其中的原则，是正确的方向，正确的办法。在细微处下功夫，进行学习、探索、研究、实践。我们要把握“为大于其细”这个研究根本原则，在细致上去下功夫，而且不离这个大，不离这个道，以道的目标为根本和方向，然后进学细致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实践修之身，边修之身，边研究，边修之身，边学习，边修之身，边探讨，那么我们也就容易进入到中华道德根文化殿堂之内，进入《老子·德道经》五千言的宝库之中。
走近传统道德根文化，进入老子《德道经》中，只有恪守老子的教导，真实不虚地居于道○，用于德一，运于阴阳二，演于三生万物，以三驾驭万化，用一综整归虚。才能轻松地进入其中。
这是第二个问题，关于作之细，要进入中华道德根文化殿堂，那么就要为大于其细。其中内容还很多，要展开讲不容易讲完，我们只能在这里介绍一些纲领性的东西，通过纲举目张这样一个原则，完成这一细化，而且把握“修之身其德乃真”的这样一个根本，去进行实践。关于这第二点，我们就不作重点讲。
三、认清世界主流根文化基因的全貌：
我们要想进入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不能管中窥豹，也不能盲人摸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认清世界主流根文化基因的全貌。要想真正走近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进入老子《德道经》中，其中有个重要环节，那就是要认清世界主流根文化基因的全貌，不要充当西方文化的奴仆、鼓吹手。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由于文化基因元素的完整性，是世界上各民族之中保留最为完整和全面的一个民族。因此，中华道德根文化的系统性极其完整，内容极其丰富，层次极高，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最为接近宇宙根本规律的文化系统。这点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肯定地说。
世界各民族根文化的基因系统，其实都是相同的。全都具备着三大系统，性慧基因系统，文理基因系统，以及字形系统。不同的只是由于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原因，造成许多民族的文化基因发生了断裂、消失和异化。文化基因的保留和使用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现象，唯独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在世界上是保存最为完整。这一点也就必然确保道德根文化，终将成为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最为优秀的人类文化。
例如，关于人类的文字分类法，我们只是延袭了西方文化的分类方法，而没有按照东方文化的系统性去进行细化剖析和分类，犯了人云亦云的失误，因此并不细致和科学。人类各民族的文字，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两大类，拼音文字，象形文字两种。人们对象形文字的分类就存在着误区和狭隘性。象形文字应当隶属于中华根文化基因中的文理系统。在道德根文化之中，文和字的本义，是两个各自完全独立的系统，文是文，字是字，绝不能混为一团。中华道德根文化基因中的文理系统，既包含着最原始的图画，也包含着象形。文理基因系统才是人类文明发生原点中“无中生有”的最古老的文字。分析巴比伦人、苏美尔人、埃及人、玛雅人的文化，他们的历史中全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与中国相同的文理基因系统。他们的先民都有使用图画和象形文字的遗迹。欧洲许多地域也同样存留着岩画的遗迹。这些共性现象，说明人类发展之初的根文化基因，全都具有同源性，同样存在着“文”向“字”发展的过程。唯独中国的根文化详细地用文化表述了这个“文”向“字”的发展，分类分得非常严格。可以说明西方惯用的方法中，像逻辑推理，实验证伪，进行分析还原求解，这方面，他们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分析到，他们向下分析的有，向上分析可以说并不如我们的祖先们。
世界各国现代普遍使用的拼音文字，并不具有根文化基因的特点，不要把拼音文字当成根文化的基因，拼音文字并不是人类文化的原生态。而是三千年前由腓尼基人因为商业需要而创造形成的一种“快餐型”文字。这种“快餐型”作用于商业，因为利益的驱使，方便容易记，容易掌握，就很快被西方采取。西方对商业极为重视，不像东方文化，根文化中对商业窥透了其中“利易损德”的弊端，没有道德约束的商，是社会的毒药。中国在各行业排序的时候，即使在解放以后，排到商的时候还排在最后，工农兵学商，自古以来都认为这个商，是下九流的东西，是不属于高尚的文化。但是在西方却相反，他们把商业，谋利当做头等大事来办，但是由于缺乏道德的制约，同样他们尝到了恶果，使全世界都被“株连”。这种商业的快速发展，利己的高度追求，使他们的文化基因发生了丢失。而且这种重商而不注重精神方面的修养的文化，也给现代社会带来很多的弊端。全球商业化，人人都经商。中国都赶这种风头，十亿人民十亿商，不经商的打麻将。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实际都是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根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所造成。但是在这其中，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业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力，伤害力却是不可低估的。特别在欧洲，三千年前，由腓尼基人因为商业需要而创造形成的一种“快餐型”拼音文字形式，就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历史性的不可治愈的伤害。这使欧洲的先民们在他们的根文化基因中，没有保存和延续使用古老的文理基因系统，图画与象形文全部都失传。而快餐型的拼音文字彻底取代了欧洲地域文化基因的文理系统。
商业的追求造成了文化的伤害。西方根文化基因文理系统的失落，使现代欧洲人从此无法追溯自己先民的文化，这个现象既值得西方总结，我们也要进行借鉴。我们也应该对他们这种文化断层汲取教训，不要盲目去学习。而且西方出现这些现象以后，在历史上文化的连续性出现了巨大的断层以后，文化基因的丢失，最终使整个欧洲产生了根文化基因片段的大移植。基因片段从其它民族当中，移植过来，自己没有，因为基因缺少了不行。其中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的北移传播，借鉴式地构造了欧洲的根文化，但是这种文化基因却并不完整，因为在文化系统上他们改变了自己，失落了。因而，诞生于中东的圣经文化，全面而且极深刻地覆盖着整个欧洲地域的历史中，宗教文化就成为欧洲文化的主体。我们要是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上去看，历史上这个一波一波的浪，如何复盖、如何改变、如何丢失、如何出现断裂，还是挺有趣的一个动画，是一段很活的剧目。而且发生在欧洲这些现象，这一点与中国在汉代儒学文化罢黜道德根文化而独尊的现象，具有异曲同工性。而中国由于道德根文化的连续性和深厚的基础性，决定着中华文化系统没有产生对宗教文化的依赖性。看看我们2500年的历史，一个道德文化的根，就使人们出现一种精神道德方面的稳定，精神食粮的充沛。可以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定要以依靠宗教文化，来给社会提供精神食粮，才能维持住社会的现象。这个没有发生，这是因为道根文化的连续性和深厚的基础性在其中默然地悄悄地发生着支撑的作用。然而西方，一比较一看，就截然不同，当他们的根文化发生了丢失，产生了断裂以后，就必须要进行文化基因片段的大移植。将产生在中东的宗教文化，移植到了整个欧洲，将欧洲南部的古希腊文化移植到了整个欧洲。
欧洲文化的基因是一种移植和嫁接型的基因，它以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为基因，以圣经文化为支柱。这是整个西方文化极其重要的特征。不掌握这些特征，没办法研究历史，没办法洞穿他们历史现象当中的迷雾，没办法掌握他们历史演变当中的灵魂。欧洲本土文化基因的丢失，构成了西方文化系统的不完整和文化深度以及层级的局限性。我们作为文化的研究者，不可以不做到心知肚明。不明白这一些，就很可能成为跟在西方文化后面的小爬虫。也就会对他们的文化顶礼膜拜，迷失自己而不知其中的优秀部份在哪儿，更难以知道缺陷在什么地方，没办法对他们的文化进行一种高明的诊断，进行疾病的鉴别，也就无法正确地产生治疗方案。
西方文化在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与圣经文化的较量之中，十分幸运地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汲取了根文化中的丰富营养，终于打破了圣经文化的垄断地位，使整个西方社会在近几百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也使世界大大小小的国家，对他们的成就趋之若骛，成了世界楷模。但是，我们应当冷静地看到，由于西方文化根文化基因的不全性，近代西方文化、科学、艺术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全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即使他们自我标榜甚高的民主制度，也同样存在着甚多缺陷，并非人间至善。如果用道德根文化进行剖析，层次上的差距仍然甚大。（这方面的内容暂不讲。）西方文化的这种不足带来的严重恶果，那就是现代人类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自从文艺复兴带来工业革命，带来科学发展，我们整个世界去学习它，采用他们的方法来进行社会发展以后，到现在是一个公害环境的结果，是一个自然资源严重枯竭的结果，是一个臭氧层被破坏的结果，是一个世界气温急剧变化温度急骤升高的结果。
西方文化由于根文化基因严重不足，产生了他们文化的层级，根文化当中认识自然客观规律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非常严重，所以在他们的一切发展中，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工业发展就没有高度地去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而是一种斗争和掠夺，就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甚至破坏了每个人身内，身体内的环境。文化的不足，文化基因的不足，根文化片段基因的丢失，才是整个世界疾病的本因，现在人类生态环境的逐步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逐步恶化，精神健康危机与物质资源公害危机，全部都拜西方所赐。这些毛病全都都迫在眉睫，亟待补救和抢救。西方根文化中的这些天然缺陷，在中华根文化之中全都可以找到预防和避免的良方。因为中华道德根文化是最接近自然真理和规律的一种根文化，他的基因齐备，他的系统完整。所以中华道德根文化的复兴，势在必行。必定会迎来一个被世界各民族认同并研究实行的时期。
但是，东方文化当中，在自己的国度当中，在自己的历史当中，遭遇并不好。东方文化在道德根文化与儒学文化的长期较量之中，没有西方那么幸运。虽然在汉代和唐代先后四次暂时取胜，并且诞生出丰硕的成就，但是却始终未能占据绝对优势，胜出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比较短暂，历史的记录，这种成就，也被儒学所精明地淡化或封闭，不让人们知道是因为回到道德根文化中而产生的成就，把所有的成就归到皇帝的圣明，归就到他们臣子的功劳，都归皇帝所有。所以也就造成人们对道德根文化的重要作用性始终认识不足。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也是这样，受异变儒学的影响甚深，这种影响作用力非常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到现在老百姓都遇到贪官较多时，就期盼着遇到清官。清官成了人们的救命恩人，成了社会的大救星。而不是从根本上认识产生贪官机制，常常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某一个领导者身上而不是超越这些孤立狭隘的认识，上升到文化上去认识。在历史上这种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修之身，其德乃真”内求实践方法的退隐山林，大隐于市，也造成道德根文化基因中“性慧系统”的退隐，使社会对道德根文化基因的解读，主要局限于后天智识的阐释与解读之内，而且对道德根文化的解读常常是儒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么根文化内涵常被误读和曲解，这就使道德根文化复兴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和困难。
对于道德根文化内容的误读与曲解，与近百年以来我们的文化全盘西化，缺乏灵感直觉的逻辑推理，实验证伪的抄袭，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的近代文化几乎变成了香蕉文化，外黄内白，表黄里白，人们的思想全都被西方高速发展科技和工业所唬住，拜倒在西方文化足下。再加上犬儒理性残余所构成的软骨顺耳病，也就很容易数典忘祖，沦为西方文化的奴仆和吹鼓手。
我在西方接触他们的文化，研究其中的基因与系统，比较东方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感触极深。文化对理性思维的作用力，不可低估，观念的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而道德根文化的基因，由此而筑成的传统文化基础，人文素质修养，可以使人始终居高俯瞰各种文化而不迷失。只有站在道德根文化巨人的肩上，我们才能心明眼亮。我在西方的教学中，也证明他们在接受了东方的道德根文化以后，理性思维和观念同样会产生品质的升华。
当前世界的主流文化，已经只剩下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两大阵营，其它的文化都比较小。这两大阵营中，我们的东方文化由于长期的自戕，自己杀自己，自己斗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自己瞧不起自己，窝里斗，家里反，已经伤痕累累。在世界舞台上，仍然处在弱势。在比较了西方根文化和文化基因以后，我们应当冷静地看到自己道德根文化优势，文化基因的胜出。优势在什么地方？优胜在什么地方？我们应当明白这其中的一些关键点。从而对自己的道德根文化充满信心与自豪，不再仰人鼻息，不要再总觉得西方的月亮最圆。而应当义无反顾地汇入道德根文化复兴的洪流之中。在西方文化面前，我们要坚定不移持守住一个原则，那就是：只可借鉴，不可效法。一定要对其文化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处理。我们的理性思维和观念，定要牢立在自己的道德根文化的厚土之上。彻底避免和预防用西方文化的模式解析中国的道德根文化，而是要逐步提升道德根文化素质的修养，灵活运用道德根文化的理性和观念，在此基础上去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由于性慧系统基因的缺失，历史记录缺如。只保存着性慧系统和文理系统当中的灵感与直觉这种元素，而结构并不系统完整。其所缺的性慧系统却是一种大慧，是一种天人合一，是一种清楚明白，是一种慧观全部结果。所以这里面的差别是很大的。
正因为西方文化性慧基因系统的缺失和文理基因系统缺失，他们对许多世界之谜，历史现象难以正确解读。这一点我们很多人并不知晓，并不了解，不知自己文化层面的高低，方法的丰富，内容的精到。就认为西方的一切解答都是真理，都是最科学的。盲目地顺从现象可以说现在比比皆是。其实由于文化基因的缺乏，他们自己在文化的领域当中，存在着很多弊端和不足，根本没办法跟中国的传统根文化相比。就连他们词典当中的词就有很多没有记载，没有形成表述。特别对人体内的观察，对需要慧眼才能观察到的现象，他们非常地粗糙，没有细致入微地命名。这个形名学说在他们那里只是广泛地外用，用在他们的工业发展，用在他们外在的科学发展之中，做得非常细，相反对于更深层次的文化当中就缺乏准确的表述。所以我们要掌握他们文化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解释现代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按照科学规律所能出现的现象，这方面是他们的长处，做得很细很认真，但是相反，对于历史呢，解析和解答却存在严重不足。所以不能够跟在后边盲目地鼓吹。这个我举一个例子。
例如对木乃伊文化现象的解析释读，大家都熟悉。西方专家学者的解读，似乎是世界性的学术界的权威性的最正确的解读。无人敢向西方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制作精美的木乃伊，是希望借助这种尸体重新再复活，能够复活过来,借用中国的那句话是借尸还魂,白骨生肌,这个解释对不对呢?其实是错误的,但是却没有人敢提出疑义.他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因为他们根文化基因中对这个情况并不了解。也就百年无人破除他们自己构建的科学迷信。西方文化，延伸到最久，也只限于圣经文化。然而，古埃及法老死后将尸体精制成木乃伊的文化，却远远早于《圣经》的历史背景时期。西方学者基于圣经中耶稣“复活”的概念，把它移植过来,解释木乃伊文化现象，那是根本无法揭开这种文化的实质意义的。
《圣经》中的复活类型，在东方历史上是有答案的.其实这种类型的复活，是绝不可超过七天最长时限的一种复活机制。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人死后只要不埋葬,不封棺,在七天内复活的事例比比皆是。所以耶稣的复活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事情，并不是什么非常典型的现象，因为在人死亡以后，七天内是一个最长的时限，这个复活机制自古以来就长期地存在着。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存着大量这样事例的记录，如果我们翻开各地的县志、乡志，就可以收罗到大量的事例。连我自己，虽然60岁，时间不长，但是从听到的看到的都不下四例。有四个人都出现这种现象，其中有一个是修炼者。有一个是吃斋的，有两个是普通人。只是因为他们死后七天内没有及时封棺入土，都活过来了。其中还有一例封了棺甚至棺材已经钉起来了,也活过来，他自己蹬掉了棺木板，再爬出棺材。这些现象并不是不可解释的，而是可以解释，而且里面还有机制，这个机制不多谈。只是就这种事例来分析西方文化的局限性。所以，绝不能生搬硬套式地用这类复活，强行解析木乃伊文化中的现象。
埃及文化中没有木乃伊文化现象原因的史料保存下来，或者他们的象形字中记录了，但是今人却无法解读。可是，这种文化现象的原因却可以在与古埃及文化同样悠久的中国根文化中找到答案。中国根文化中虽然并未像古埃及那样极其隆重地制作木乃伊和金字塔，但是却极其注重尸体的保存和防腐。中国古代修身修真的道家文化中，性慧基因系统完整，在内求法的慧性人体观察过程中，早就系统地发现了人类生命的奥秘，并且运用文和字加以记录保存。古人在修身中早就发现人的灵魂不死，肉体只是灵魂的暂时载体。而且，人体死亡以后，三魂中的幽精和七魄，仍然会以尸体作为载体而存留于尸体中。如果肉身不腐烂，七魄就不会完全分解消失，尸身保存得越久，七魄的存在同样越久。七魄未散则仍然具有能量性和特殊形式的活性，也称之为魄力。这种魄力，可以被转生的人，也就是重新具有肉体人身的修炼者，重新运用简单的方法，将自己前世的魄力收回，与今生的魄力结合，形成更加强大的魄力，产生更强的神力或者法力。所以这种保存尸体不腐烂的方法，只要确保尸体几十年内，或者百年左右不腐败，那么死去而又在几十年内具有转生机遇的人，就极有可能重新接续自己的魄力，提升修炼的层次和品质，因此具有能量的累积性。
其实，严格地分析，进入慧观分析，古埃及人工制作木乃伊的方法，对尸体中的幽精和七魄而言，仍然同样是一个极其痛苦和能量损耗的过程。可能古埃及先人中的大慧性者同样知道这一点，观察到了这一点，但是，保存尸体而储存魄力的巨大利益性，不可再复性，在这种原因的推动下，他们还是采用这种方式，或者因为当时在埃及没有更好的保存方法，只能不考虑幽精和七魄的痛苦和能量的部分损耗，而强行为之。
相信尸体已经破坏而又能重新复活，这只是现代不能慧观者，自以为是而强加给古代先哲们的屎盆子。古代的先圣们，早就洞彻人体生命的奥秘，知道生命的来龙去脉。甚至指出在人的形神分离，死亡产生以后，死而复生奇迹出现必备的肉体先决条件和灵魂重新入窍的先决条件。那么，古代埃及能够建造今人都难以想象之宏伟金字塔的法老们，怎么会将复活的希望寄托在掏空内腔，干瘪空枯的木乃伊尸体上呢？同样的原理和观念，我们也就非常容易破解埃及古墓木乃伊所谓“诅咒”为何有的非常灵验。其中的原因和破解方法，其实都是理通法随，并不困难。解决的方法同样在东方根文化中自古有之。
例如很典型的冰川木乃伊现象，就是奇特的一例。这具木乃伊在意大利北部高山的冰层里被完好地保存了5300年；他被认为是石器时代的一名武士，穿着毛皮衣物并身佩弓箭，身上还有数人的血迹斑痕。看得出是大开杀戒的过程中的一种强行中止式的死亡。但是，自从14年前发现了这具冰川木乃伊后，曾参与发现和研究工作的5人都先后死亡。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冰川木乃伊研究小组组长康拉德·施平德勒，一直潜心于研究这具名叫厄兹的冰川木乃伊。他曾开玩笑说，木乃伊可能会诅咒他们，因为他们打扰了他5300年的“宁静生活”，“下一个‘受害者’可能是我”。果然，他也去世了，享年66岁。
意大利博尔兹诺镇还专门修建了博物馆，用来展出这具颇有神秘色彩的冰川木乃伊。他被保存在摄氏零下6度的冰棺里，吸引大批的参观者，为当地政府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外国人就是会做生意，商业第一。他们研究小组的五人先后死亡都不足惜啊。
从此例之中，我们可以发现魄力能量残存的长久性和能量的强大性。这种魄力的强势性和活力性，在非正常死亡者身上（非疾病或年老性死亡），表现尤其明显。如果不按照特殊的方法进行脱力（魄）和化力（魄）方面的处理，那么危险性就会仍然存在。尸体不腐，魄力存在。但是，这些慧性的认知，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这方面历史文献的记载，甚至魄的类似名词都不具有，给他们讲课时，有这方面的词就只能拼音组字来进行讲解。所以他们的学者对其中的现象，也就只能强行冠以“诅咒”的模糊解析。
西方的科学并非万能，西方的文化并非至高无上。科学并不是真理，科学总是在修改自己的错误中发展。而文化，只有那种基因完整的根文化，才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能够解答许多神秘现象。
中华道德根文化系统中，由于根文化基因的三大系统非常完整，古人在三大基因系统的综合应用中，曾经留下大量文和字的详细记录。这些记录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需要人们突破儒学对文和字义本义的某些曲解而进行解读，才能比较正确的掌握它们。所以我们在走进中华传统根文化、传统道德文化系统当中的时候，要全面地去了解自己传统道德根文化的这种系统性，掌握其中的应用性，掌握区分性、区别性。也就是要把儒学长期以来，对道德根文化基因的某些后天智识的解析，丢弃了性慧系统基因，以及文理系统基因，而认识根文化的一些不完整的，以及后天知识的解析。甄别开来，分割清楚，来进行学习，我们才能确保，准确地来进行正确解读中华道德根文化的系统。进入这个宝藏当中去发现，发掘，许多人类文化当中的精华内容。
由于时间已经到了两小时，今天的课程讲了三个题目，时间也不早了，有了时间以后再跟大家进行探讨，对于已经讲过的内容，欢迎大家参与讨论，提出质疑。让我们携手共同走近中华道德根文化，进入《老子·德道经》五千言的殿堂中进行学习、研究、实践，使我们 “修之身，其德乃真”，使我们的中华道德文化的复兴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中华道德根文化的分期：
要想真正走近中华道德根文化之中，进入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之内，必须明白道德根文化一词的概念和范畴，源起与成形，系统和基因。中华文化是一个大系统，既有传统文化，也包含着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又分为以2500年前出现的以轴心时代为分水岭，2500年以前的文化是中国的根文化时期，主要是以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为核心，所以轴心时代之前的文化又称之为道德文化。道德文化是其后世各种新生文化的主根，故又称之为根文化和道德根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中，轴心时代以后，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现，整个民族文化就被儒学全面取而代之，进入了儒学文化的时代。并且延续至近代的五四运动时期，才结束期而进入现代文化的时期。道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是主根。对于这些特点，我们都曾经作过一些提纲式的介绍。在这里我们只作其中某些部分的细化，其它的内容则不再过多地重复。
2500年期间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发生剧烈转动变化的轴心时代。中国在这一剧烈转动变化中，同世界其它地区一样，同样发生了重大的文化转折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社会数千年之久。恩格斯曾经说过：“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 （《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4页）恩格斯以敏锐的目光看到了物质的发展，对人性的异化，对道德文化的破坏力。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可惜并未引起现代人真正的高度重视。“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所引发的社会进程，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误区。对于这个误区的揭示，在中国只有老子和庄子进行过系统性的阐述。也就是说，早在2500年前，老子和庄子就发现了人类进入了一个误区，或者人类必然进入这个误区。
文化的复兴一定要溯源于道德，道德文化的修复振兴，才是源泉的接续与重启，人们重新开启这个井泉，就一定要追本穷源，回溯到道德根文化这个时期当中。人们长期对道德堕落这一历史的忽视和淡漠，使人们对轴心时代之前的道德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根，进行全面了解和深刻认识已经比较困难。我们所万幸的是有《黄帝四经》和老子《德道经》与《庄子》的思想作为指引，仍然能够使我们能够非常清晰而明白地进行追寻，寻觅人类如何从道德根文化的高峰堕落而下滑到现在。
要想走近中华道德根文化，首先必须了解老子和庄子对这种堕落的深刻分析。老子和庄子对道德文化的逐步堕落，都进行过深刻的剖析，从他们的剖析中，我们并不难了解道德根文化的分期。
在老子《德道经》的第一章中已经明确地对人类和社会的逐步离道失德加以揭示。学习掌握了第一章以后，我们依据《庄子·缮性》篇中的相关论述，结合老子《德道经》第二章的内容和黄帝四经的内容，就不难比较全面地理顺中华道德根文化中系统的分期。道德根文化的分期，由于分析的性质始终不离道与德两个字，不离德的本质性。因此，这种分期就集中在人类的道治社会时期、德治社会时期、仁治社会时期和义治时期四大阶段之内。道德根文化的时间范畴，起于人类诞生之初，止于周代末期老子《德道经》出现之时，共分为六大阶段，这是道德根文化系统的时间区间。这个时间极为悠久和漫长，远非近代这二千多年的历史可以比拟。在人类存在的历史时空中，近二千多年历史，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全程中的部分时间片断。因此人类的道德根文化，才应当是人类发展史中的主流文化。近二千多年以来，各种文化纷至沓来，登上历史舞台的现象，只不过是一种各类折子戏的上演而已，始终并非历史大舞台上的主流文化和节目。
庄子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论述过中华道德根文化的分期，揭示其中变化的原因，在学术上具有极高的价值。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他的论述，将中华道德根文化的分期逐步理清脉络。
《庄子·缮性》：“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庄子在分析中，旗帜鲜明地反复强调“德又下衰”。因德的完整性和能量饱和性的不断下降，才产生不同的社会变异，出现不同的阶段，并且产生无为而治和有为而治的分野。所以，我们在进行分期中，必须按照上德不德，尊道贵德，执一守德，德一朴散等现象，也就是对“得一”与一的松解，一的分崩等逐步离散现象，分为六大时期。
我依据老子的思想，庄子的揭示，并且参考《黄帝四经》，绘制出一张中华道德根文化系统的六大分期表，以此作为一个浓缩性的提纲，分析和掌握中华道德根文化，就比较有序一些。
图表将中华道德根文化系统划分为六大时期，也就是六个阶段。分别为最初始的居道无为期，德的至一圆固期，德一松动期，德一动分期，德一散五期，忠信化泊期，等六大阶段。
 道德根文化形成和变化的时间非常漫长，横跨人类最初始的人即神时代直至东周列国时期，以老子《德道经》诞生的时代为时间截止点。此时诸子百家纷呈而出，支解分割道德根文化的文化现象大行于世，从此道德根文化全面退隐。
道德根文化时期中,人类生命精神系统的主宰长期是先天性慧主导生命活动，性慧系统在漫长的退化中逐步产生后天的命智系统，命智系统当中的一分二的现象，是我们在知识上，医学上研究生命现象当中还未能揭示的一个奥密，但这的确是历史上存在着的一个人类无论是进化也好，退化也好，的确是存着的一个由一而分解成二的一个精神系统结构变化的时期。命智在极其长的时间内处于次位和辅位。其中的主次颠倒颠的换位变化，则经历了由最初始的本性真我主宰命体生命行为，直至退化到纯粹后天意识，阴我心智和大脑皮层活动主宰人的生命活动阶段。这个先天无为到后天有为的转换，其全过程中经历了四个区间的变化和转换。这些全程变化的内核原因，根本因素，就是老子和庄子所洞若观火般把握住的本因：“德又下衰”，以及德一态的分崩离析。同时也是恩格斯所揭示的“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精神营养德一能量品与质的下降，根源则产生于人类后天欲望和私心的萌生与发展，后天的智能、意念行为导致生命初始纯阳一体结构的破坏与阴阳形态结构的分野，也就是生命中“一生二”的阶段性变化。例如生命中饮食的开始与分期的变化，呼吸的开始与分期的变化，全都根源于性体系统为本因的裂变。人类的性体系统，从纯阳抱一开始分离出阳魂阴魄，心中的圣一也开始分崩成为真我、阳我、阴我等三个我的鼎立。这些生命先天系统的退行性变化，才是其中的本因。
德一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决定着道德根文化变化的质元能量，德一的变化，则经历了从最初的无极无为，到最终的信德沙漠化，道德信仰迷失，心智与意识混乱而愚智主宰生命和社会发展。
道德根文化中人类精神活动的特点，伴随着德的下衰，则经历了从最初始的“无为虚定”与自然同频，随着后天智识中欲念与私心的发展，逐步退化至去性从心、(这里的心是指后天的心智)屈从后天智能的丧失性慧洞察万物本质的能力，跌入迷惑与混乱的愚智人生观之中。
①居道无为期：是指当时的人类和社会，处于一种人即神形的时代，人类的先天具足，心性命三大系统全部都稳定地处于居于道无之态和有相之初始的世界之中。在“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万物兴旺萌生的自然环境中，性和命混元居道，清静虚定，无为而无不为，随自然变化而变化，如同随波荡漾，悠然自得而又淡泊清虚。这是一种自由地往返于虚无○境与有相一境之中的自由王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人类个人和社会最典型的道治社会时期和历史阶段。
②至一圆固期；这一时期的人类生命品质中，德一圆整而稳固，是一种高层次的天人合一时期，道体为本，神人共处，人的神足性固。体内的阴阳和静，外环境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人的后天智识虽然具备，但是处于无为而为之境，被性慧所主宰性率领，处于高度的服从地位。德一的品格与质量，处于一种抱元守一而非常全面以及稳固的时期，因此称之为德的至一状态。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这一时期就是典型的“道法自然”无为而为的历史时期。老子《德道经》第二章中的“其至之也”就是揭示的这一时期。
③德一松动期；人类生命中德一的品与质的松动期，这是一个德一的稳固性逐渐发生松动的时期，这一时期，已经进入了燧人、伏羲的时代，人类尊道贵德，顺天而行，不离德一，运用德一。但是由于性命的顺行变化，开始出现了“顺而不一”的现象，并不能完整稳定地处于德一之中。这一时期是真我本性自然地主持着生命的活动，心相交通，多慧少知，后天的心智仍然臣服于本性真我，仍是处于“性慧为用”，先天无为主宰后天有为，性慧统帅命智的时期。德一松动期之中，从图示上观察分析，德一的圆固性和稳定性开始了品和质松动性的变化，显出静中有动，分列出清虚与重浊的特性，阴阳分静，但仍然静多动少，相对稳定。
④德一动分期：人类德一的品和质的动态分解期，发生于神农、黄帝时代。安而不顺，“共给之为安”，人心安定，后天的智识系统在人的生命中，虽然安定而不浮躁乱动，但是已经不再完全、全部地顺应臣服于真我本性，不再无条件地尊顺本性真我的指令。行为也难完全符合大道和天地的客观规律。后天的我欲、我见、我执生起，冲击体内先天无为的无知无欲，需要运用道法和形名的规范与制约，使人的生命活动安定于道法形名所规定的范畴之中。这一阶段时期，性慧与命智之间的主次关系，是一个阴阳互根的状态，这一对阴阳出现了动态变化，而且命智在总体上处于一种上升的总趋势，命智虽然仍旧安居于服从之位，但是并不完全顺服于主位的性慧，因而出现“安而不顺”的格局。
在这一历史阶段之中，由于人类后天智识系统已经开始逐步萌生起来，人们完全运用性慧文化基因，就能相互彼此完全了解和交流的状态开始出现障碍。后天智识的交流需要载体和工具，需要这些载体和工具表达先天无为中的内容，使后天智识能够解读与掌握，从而与先天无为的性慧同步把握。因此，道德根文化中基因系统的第二系统，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应运而生。文理系统中的图画和象形的后天智识载体工具逐步产生与形成。这就是人类的“有记录的文化”的开始。仓颉造字时出现“天降粟，夜鬼哭”的现象，前辈儒学的解析是否正确，当我们在厘清根文化的源流和基因分类以后，也就不难正确解读这种现象。
同时，在这一时期之中，我们可以参阅一下西方文化中伊甸园的故事，（过去我们讲过，不再重复。）就可以轻松地将整个人类的根文化和文化基因整合成为一个同源性的原生态的文化体系。圣经的故事性记录中，传说亚当就是因为受到蛇的诱惑，偷吃了伊甸园中智能之树上的果实，从而被逐出了“天堂”，人类从此也就与神分离开了。
这个故事如果不去深入研究文化的分期是很难把它解透，与其说是人类与神的分离，不如说人类在地球上本来就具备着净土乐园。人类对道德根文化的寻觅，对天堂的向往，对西方的追求，却并不知道我们脚下的大地上，曾经存在着真实的天堂，只是我们由于后天智能的崛起，使我们人类从此迷失了自己本来客观存在的性慧。人类的精神系统，从此开始了由慧转智的全面退化。无为而无不为的本能丧失，后天有为的智识开始上升为第一性，阴我心智开始全面争取主宰性命和社会的进程的步伐。这个第四期是个很关键的时期，在圣经当中描写的很遥远，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就发生在伏羲至黄帝的时代而已，所以伏羲和女娲的那张画图在中国文化当中的确是一个经典的画面。
⑤德一散五期：历史进入唐尧、虞舜的五帝时代以后，人类本身和社会中的德一品格与能量性，就开始全面地由一朴散开来，分解成仁、礼、信、义、智五种德性的元素，离开了“一”的整体结构性和品质性。由于这种整体结构性和品质性的分解，当然也就使人类的体内再也不能获得完整的德一，而是需要一个一个地仔细地吸收和进入，因为不具备德一的完整结构性和品质性。
一散为五，各自独立为用。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类欲望和私心的逐步增长，命智长足地发展而无法扼制，形成智识屏障，导致人类生命中的性慧无法全面而完整地，自然而轻松地获得大道与天地的德一能量。后天智识用事发展，必然又加剧、加速先天的纯朴丢失、松散，性慧也就被逼迫节节后退，真我的主宰地位丧失，性慧的运用失真。
人们离开大道的无为内治心身，外治社会，不再忠信淳厚地尊道贵德，欲念与私心逐步增强，只能以善性善行作为制约心智的依循。无为的德治此时开始难以通行无阻。
德一的淳厚开始流失，人们不再自觉地尊道贵德以后，那么，有为而治的教化就需要全面开始。对于人类后天智识的教育，需要更多的载体和工具，此时在早期诞生的，只需运用性慧和初智就可以直接解读的文理学中的图画和象形文理工具，也就难以满足已经进入主导地位的后天智识的需求。
在五帝时代背景时期，道德根文化的基因系统，也就进入了自然的转折期内，文化基因中的文理学，需要大力丰富和加强，以适应人类后天智识增长的需求。这就是一种“附之以文，益之以博”的过程。五帝时代是道德根文化基因中，文理学基因全面迅速丰富与发展的时期。对于这个时期我们要全面加以掌握，才能正确地把握住对文理基因学的研究。
⑥忠信化泊期：在历史中的夏、商、周三王时期，以及其后的时期中，是一个对道德的忠信不断化泊而淡化的阶段。在德一在朴散开来以后，随着人们欲望和私心的迅速发展，后天智识的迅速加强，信德开始急速的淡薄化，从此性慧全面被后天的命智所封闭，真我慧性被完整全面地逼入“深宫内苑”，人类的后天智识阴我心，从此傲居于人体生命精神系统中的帝王之位，臣取君位。这种臣取君位的现象，表现在人类不断演化的过程当中，到现在已经是普遍的生理现象。人的性命和社会这两大系统，开始完全屈从于后天的人心和心智，滑入全面的后天有为之治中。因为封闭了无为的先天慧性以后，后天智识明显地不足，命智囚性慧。慧转智，后天的多知却不足以定天下，难以进入良性的健康发展。人体的内天下不容易了解、明白和健康地调控。社会的外天下也同时需要更多的载体和工具进行交流。因此在这一阶段中，性慧基因被逼而退隐让位，文理学基因在获得迅速的发展，前期以性慧为用的简略、质朴、全息的图画和纹理象形文化工具，其中的象形性不仅迅速地丰富发展开来，同时也就逐步自然地从象形文理，向表意字形丰富的过渡性的转化，在漫长的转折期内，文理象形的表意性逐步发展，向汉字系统的基因过渡，也就自然地展开。
“文灭质”，文理学中象形文的迅速发展，加速着人们慧性品质的封闭，文化中以性慧为主宰的原生态道德根文化基因开始尘封于藏识库之内，因而先天无为的“无之以为用”开始逐步失去主导地位和作用。心中三个我的变化相继明显全面展开，真我开始隐退深藏，阳我与阴我先后递出，阴阳相搏争位，最终阴我心夺得君位。而文化中的“有之以为利”利于后天智识，利于“为学者日益”的后天有为系统开始蓬勃发展。
“博溺心”，文理学的广博深化性展开，彻底淹没溺毙了人们的心灵，以阴我心为主宰，大脑为用的格局也就全面地形成。在庄子的揭示当中，我们也就不难发现，人类的精神系统由于道德的堕落，逐步引发了人类心灵德一整体性的分解裂变。心中三个我相应相继的独立出现，其中的特点就是阴我心智陷入了假、恶、丑之中不能自拔；阳我心则以真、善、美坚持坚守相抗；而真我心，性慧则无为而无不为的寻机透发，这些就是人们心灵在离开了道德根文化以后的一种实相。这种实相，作为我们现在的人，一定要牢牢地把握自己心灵的这种实相。掌握这三个特点以后，我们再看社会上各色人等的表现也就非常清晰，也就能够知道人类精神的这种三足鼎立主导社会地位争夺的拉据战，就会分清主次，而且也能够明析这其中变化的一些内在原因。对内在原因中这些主次的转换变化，还是依赖于德的品格的高低、先天携带的强弱以及后天修养储备的多少。由这些因素决定着其中格局的变化。人们只有充分地认识这些细微的特点、特征才能有的放矢地修身，彻底识破阴我心智，全面改造它，扶持阳我心而转化阴我心智。只有阴我心智被正觉正念所转化，心灵德一的品格性才能重新恢复，德一能量的纯净性，完整性才能重新获得而保持。
社会人类也由于慧转智，后天的智识要全面依赖汉字基因，从而使道德根文化的三大基因系统，最终形成了性慧系统、文理系统、汉字系统等三大基因系统。这三大道德根文化的基因系统，共同组成中华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宝库，成为中国整体大文化的深厚基石。
中华道德根文化系统，在经历了以上六大阶段的变化转换以后，在经历了从人类初始至东周列国时期的漫长时间洗礼以后，不仅建构了系统完整的中华道德根文化系统，同时也诞生出道德根文化系统的三大文化基因系统，共同构成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嗣后，随着人类欲望和私心的不断膨胀，后天智识有为而为的不断加强，形成战国春秋期间诸子百家的蓬勃发展，各种学派无一例外全都是进入中华道德根文化这一宏伟的殿堂中，各按所需地进行采撷其中的精华。并且全都无法抛弃对道德根文化基因的运用。只是真正能进入性慧基因系统中，游刃有余地展开者，除了后世的道家们，鲜有其它学派能够自如地运用性慧系统基因。因此也就不易全窥道德根文化的全貌。而若想真正掌握中华道德根文化中的性慧系统，并且自如地加以运用，最根本的要素是必须进行真实不虚的修身。修之身，其德乃真，这是掌握道德根文化中性慧基因系统的不二法门。学习老子《德道经》，实践老子的圣人之治方法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终生学习和实践老子“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的人间绝学，开慧益智。那么，才能掌握中华道德根文化中的性慧基因系统，使人类固有的慧性之门重新开启，超越直觉和灵感现象的不稳定性，进入真正的大慧大智之中，全面掌握和了解中华道德根文化，心明眼亮地洞察人间的各种文化和万事万物的本质。
反也者，道之动也。解析了道德根文化大系统的六大阶段以后，如何复兴道德根文化的答案，也就自在其中。复兴并非复古，全在于正确把握“以今之道，以驭今之有”，从而使人类和社会步入与大道自然之间和谐统一的健康发展之路。这就是我们探讨道德根文化的初衷。
五、中华道德根文化基因的分类：
当我们在上面分析了中华道德根文化系统的六大分期，建立一些基本概念以后，再来分析中华道德根文化的基因系统，也就比较容易了解和掌握其中的实质了。在根文化的系统分类中，可以分为性慧系统、文理系统、汉字系统三大系统。在这三大系统中，人们比较陌生和难以了解与信服的是根文化基因的性慧系统。但是，根文化基因中的性慧系统却又是根文化大系统的灵魂。我们要想走近中华道德根文化，进入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之中，就必须了解和掌握并且终生运用和实践这一原生态的、最为根本的文化基因系统。轻视和回避根文化的性慧基因系统，否定性慧基因系统，都将使人类永远无法接近人类文化的原生态，无法真正走近道德根文化大系统。文化复兴与民族振兴就会失去基础性和全面性以及完整性和正确性。因为性慧基因系统在根文化的基因片段中是最根源性的文化基因，是文化原生态中的母体，“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
对于根文化基因的探讨，只有将性慧系统，文理系统，汉字系统完整地了解和掌握，并且洞悉三大基因片段的形成与转折过程，其基本格局是“道治无形,德治少迹,仁治生文,字从义起，礼后定型，智惑拼音。”的规律，按照这个条理去分清主次，辨求根本，明析顺变与逆变之理。才能真正进入道德根文化的殿堂之中。
（一）性慧基因系统：
《庄子·缮性》中指出：“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庄子的这一论断，正是揭示了人类发展史上，根文化产生基因变化的本因。去性从心，丢弃先天性慧基因而屈从于后天的心智，性慧隐而人心起，心智为用，这是这里的一个转折点。自从人类的后天智识抢占了生命活动的领导权以后，人类的性慧系统就再也难以逆反而重夺回性慧系统对生命的控制权。人类对于生命的解读和理解以及意义全都深陷于迷惑与混乱之中。难以重见自己的本来面目，自己后天智识的假象始终蒙蔽先天本性的真相，从此难以回归、恢复自己最根本的初始本性，用本性主宰生命成为人们最大的困难，只有修之身，其德乃真，才能够恢复本性主持生命活动，掌握宇宙天地自然真理与客观规律，正确地进行人生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开拓。
性慧的概念：性慧一词，词的性质是一种“虚无妙有”。用文理的观念分析字的性质，是既统一又各自独立的概念。性，形声。从心，生声。本义是指人的本性。性字由心和生组成。生，《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刘巘·易义》生：“自无出有曰生”。因此，性的文义为：道所化生的上德品质与生命心灵本体的合一。并且以上德品质为主体，高度与德一密合，居于道无境界中而主持生命活动的本体称之为性。这个本体在古代又泛称其为“神”。《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解析较为接近文义，但是《说文》：“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 的解析却只符合汉儒的境界范畴，但对后世影响极大。《广雅》：“性,质也。”的解析，也不算全面准确。慧，慧的文义已经失解。儒学将“聪明,有才智”定义为其本义。《韩非子·喻老》：“而慧者不以藏书箧”的解析说明春秋战国时代，慧的文义并未丢失，在秦汉才缺失。从慧字的文理结构上分析，上面的结构是并排两个“生”字居上，而心形居下，这说明慧的文义和字义应当是天地的大德能量充满心中为慧。慧，《庄子·知北游》：“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可见慧的文义和字本义，都应当是本性先天的精于道、明于德的洞察力，是指德性的精明。在给道德根文化基因定义时，考虑到仅一个“性”的文义和字义难以全面描述真我本性，故以性慧为词，将本性的机能功能纳入，定义这一基因系统，方便学习掌握。
庄子是用“性情”一词给文理基因出现之前的文化基因定义，是以性与情的文义本义而命名。但是考虑到性情一词后世用的较为杂乱，早已经完全后儒化，失去了道性本义，容易产生混淆和歧义，所以仍改为性慧一词较妥。但我们还是要掌握一下“情”的文义和字本义。情，由心与青组成。青：《说文》：“青,东方色也。” 《素问·风论》：“其色青。”肝气之色。青具有木德仁爱之义。《荀子·正名》：“情者,性之质也。”是一种质能，质元。《吕氏春秋·上德》：“情,性也”。这些解析都比较接近情的文义。从文义上解析，上仁之德与心的不可分离性则为情。《说文》：“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 由此可见汉代的儒学界对情的文义已经开始了歧解。《易·系辞》：“情伪相感。”这也说明孔子对情的定义。虞注：“情阳也。” 《白虎通·情形》：“情者,阴之化也。”都属于后儒的字义，而并非真正的文意。
世间事物的离失于德一，发生“一生二”的现象，纯阳变为阴阳，产生二的形态格局，都是因为德一的稳定性被破坏，德一的品格与质量产生下降的变化而生成。性慧基因系统，在人体生命中具有无中生有成为“一”的特性。一的稳定性发生破坏，而使它发生向“二”变化的因素，则是人类生命中的命智系统所造成。“命”即指有形有相的肉体，而“智”则是指在身体内，因为欲望与私心的催生作用，而逐步产生形成的后天智识。人体内具有先天无形和后天有形的两大系统，道家文化和传统中医就始终牢牢把握着人体内先天有质无形的精、气、神三宝研究生命。而社会在离失了道德根文化以后，主流文化和医学全都只是注重生命中后天有形有质的水、血、智三物研究生命。现代人类只能把握人体的水、血、智研究生命，就是因为道德根文化基因中的性慧基因深度地被后天智识所封闭，仅存直觉与灵感偶然性地透发，才能使人具有一点创造性。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在道德根文化的历史时期内，祖先们长期运用性慧基因系统指导下的文理基因和汉字基因却记载保留下大批极其宝贵的记录。这些记录，虽然在春秋战国因战火而毁损严重，在秦朝也有损失，在汉代因为汉儒们的愚智式地取舍“编修”而损失惨重。但是仍然未能彻底丢失，我们从《易经》、《黄帝内经》、《黄帝四经》、《老子》、《庄子》中仍然可以窥见道德根文化的全貌和根文化基因的三大系统。这也是民族的幸运。
人类的后天智识，具有一体两面性，非常特殊。它本身虽然同样具备肉眼不可见性，但是人类却不敢像否定性慧基因那样，否定它的客观存在性。相反人类却深陷于它的制约之中。后天智识它在命体中是由肾中的水智能量，脾胃中的土意能量，心中的阴火能量集约而成组合性的活动能量性。信薄生尘意，水浊生愚智，阴火出欲心。它们共同构成生命后天的心智，以大脑作为办公室，指挥眼耳鼻舌身发挥功用。命智离不开命体的承载，一旦离开命体，立刻会在有相空间和无相空间同时消失。所以称其为命智。
性慧基因的源起和生成：性慧基因，是人类与生俱来，人人都拥有的一个先天的文化基因系统。只是因为人类后天命智的屏蔽作用，使人类自己全都处在一个“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中。性慧基因源起和生成于道性真我，与万物的生成一样，“道生之而德畜之”。道生德养，道性真我就是本性、真性。道家将她称为道性，佛家则将她称为佛性，《华严经》云：“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听听这句话，跟老子和庄子的说法不是完全一样吗？《圆觉经》：“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些论述全都是说的这个性慧基因，人类生命的本来面貌。“如来智慧德相”是对这一基因系统非常精准的定义。德一基础上的智慧本来面貌就是如来,人类的这个真我本性，居无用一，当她处在道的生态环境中，并且具备德一的能量供给时才能最为完整地呈现，并且自由地活动，才能运用命体展现生理机能。所以，性慧对命智的要求极高，命智系统要做到：少私寡欲，去妄想，断执着，她才能从命智的屏蔽中透发出来，从而直接主持全盘的生命活动。
性慧基因的特征和分类：
人类的性和命两大系统，在生命的逐步离道失德退化的过程中，命智系统虽然逐渐从性慧系统夺取了对生命的一些控制权，进行“臣代君位”式的统治活动。但是，人们一定要注意到，性慧系统并未完全彻底放弃对命体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仔细分析起来，性慧系统除了坚守着对精气神三宝的管理权以外，只是交出了对人体运动系统和思想系统的控制权。仍然坚守着对命体内部各个器官和对人体内的水与血的管理权。例如，心脏的搏动，胃的蠕动，肠道的运动，血液的循环，体液的输布，呼吸运动等等。呼吸运动虽然智识也可以控制，但那是特意留给人类逆返先天而用的，一般情况下呼吸运动是无为自然而展开的。这些活动，全部都是一种无为而为，是由性慧系统控制的。人们的后天智识都无法直接控制它们，从而维护着生命的相对安全和稳定性。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把心跳交给后天智识进行控制，我看没有多少人能够活几天。因为后天智识它惑乱，随意性强，可以瞎指挥，它可以想当然，不会根据整个生命需求进行安排。当然，后天智识系统的大量愚智行为，违反自然客观规律的思想活动和运动系统的活动，仍然无情地打乱性慧系统的内在无为型的管理和消耗大量有质无形的精气神物质，招致生命质量和活力的不断下降。从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性慧基因系统，并未从我们体内消失，她每分每秒都在工作，只是我们自己日用而不知。所也有前辈说，大道并不远，就在我们身中。我们只要到里面去看一下就不难发现，他对我们生命的支撑仍然是无微不至，只是后天智识在不断地破坏她。人类性慧基因的存在性，就使人们具备着重新完整地启用性慧系统功能的可能性。
性慧基因的特征与分类中，我们还要掌握人类的性体系统，原本都是纯阳一体的状态，“一”的结构稳定，以天德地气为食粮。由于逐步离道失德的长期变化，以及后天智识的逐步生成与增强，主持精神活动的性体和主持命体的性体，才开始了分离性的变化，分离成三魂系统和七魄系统。这一分离，在内因之中与人类开始进食地浆和谷类烟火之食密切相关。与命体结合最紧密而通过命体做功的七魄系统，在营养能量的来源上，逐步丧失了直接获得道光德能，天德地气的渠道与能力。只能主要依赖口腔的进食，获得经过消化系统转换过的微量地气营养支撑活力。这就使七魄逐步更加深重地沦为命智的奴隶。意、眼、耳、鼻、舌、身这命体的六根及其中的七魄，全都被后天浊意所主宰，被后天智识所统领。所以，在修之身的实践中，主动通过经典诵读等各种有效的方法，积极主动改变七魄的营养品质结构，使它们直接获得天德地气的高品质营养，是人们重建性慧基因系统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经典诵读，诵读德道文化的《老子·德道经》，诵读法道文化的《黄帝四经》，诵读易道文化的《易经》。经典诵读的内容不离开这三本真经，那么精神营养的纯净性和饱和性就能充分确保。而且，将经典诵读从胎婴养虚抓起，高度重视人生六阶段中的前三期。那么人体内的七魄就能迅速转阳。三魂的品质也会提升，性体系统回归于纯阳一体的可能性和机率性将会大为提升，性慧基因的重新整合与复原，抱元归一，拥有德一能量品质的性慧系统主持生命，而后天智识处于服从地位的生命结构，也就存在着成功的可能性。
近代科学界的研究和发现证明，人类在生命的进程中，始终保存着两个“重演律”没有丢失。那就是，人在胎儿时期,会重复从单细胞生命,到水生多细胞生命,到鱼类,到两栖类,到爬行类，到攀援类，到人类的生物形体的进化历程。这是人类胚胎的重演律。当人类十月怀胎，降生出世以后，又会经历从爬行到学走，从慧觉到直觉，到后天智识思维产生，从咿呀吐声，到学会说话，从乱画涂鸦，到学会画画写字，重复着人类文化历史阶段基因变化的历程。这就是一种人类性慧与心智转化的重演律。这个重演律非常宝贵。
人类这两种重演律的客观存在性，就是道德根文化的支撑力，就是道德根文化复兴的最佳基础和根柢。人类的这两个重演律，其中存在的是回归原生态文化，复兴根文化性慧基因的、稍纵即逝的最为宝贵的机遇。胎婴养虚，幼儿养性，这两大人类生命期之中，养虚和养性的真谛，就是要直接提供经典的能量，德一的营养，提前彻底扭转性体系统中性慧基因的分崩性，保持七魄在形成过程中的德一能量获得的本能性。生命在孕育的过程中，这两种重演律将人重新带入历史演变的长河中，浓缩性地再次经历性慧基因、文理基因、汉字基因生成转换变化的过程，这一番经历，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机缘。在此期间正确进行经典诵读的教育，由于孩子的生命，其中的性体系统和命体系统全部都完整地重演历史阶段变化，是一个“身历其境”的奇观，那么，也就最容易完整地修复其中的道德根文化三大基因系统的完整基因片段，使孩子们人之初就具备道德根文化的上佳品质和功能，从而构筑成民族的希望。因此，七岁之前让孩子真正背熟一至二部经典，按照德慧智的教案运用方法，并且将背诵巩固和坚持到十五岁以后。那么孩子的三大基因系统将会极其完整，慧智双运就能够轻松形成，从而创造自己光明的人生和健康顺利的事业。
对于人类生命的性体分离，丢失德一机制的现象，老子和庄子都进行过深刻的揭示。对于成人而言，人体六根的非德性活动是伤性、失性，使性慧基因难以重新修复的根本原因。《老子·德道经》：“五色令人目明；驰骋田腊，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zōng）中颡（sǎng）；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老子庄子的这些揭示，对我们实践修身者而言，全都并不陌生，其中的体会甚深，并且都会自然地认同。
《庄子·缮性》中还说：“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人类的命体消耗败丧就在于对有相物质的欲望追求拥有，而丧失性慧基因能力的原因，就因为尘俗中对六根的熏染。这种情况下的人们，是生命的一种退化，是主次倒置。这种主次倒置的后果，就是“然后民始惑乱”，社会从此不再安宁。
性慧基因系统活动的特征中，由于其中的层次不同，现代人类丢失这一文化基因又过长久，接触甚少，纯以后天智识为用的惯性，早就驾轻就熟，因此不容易了解性慧基因系统在人类历史上应用的长处。相反大都将命智初生阶段的历史现象混同为更为远久的性慧基因社会历史时期。认为先民落后愚昧，不开化。
人类的性慧基因系统，在历史上经历了神性交流、心灵解读、以及在转折期中的心灵解读与语言表述的漫长阶段。在人即神的历史时期中，由于人类的生命完整地由性慧基因主宰，后天智识未生，人类神性的交流是主要工具，语言都是多余的工具，所以语言在早期并未产生。人与人的交流是一种神性的全息交流，没有任何障碍。这种交流，是高层级的道法自然，无为而为。我们有的做母亲的就有体会，在孩子还没有学会说话之前能与孩子交往，那就是这样一种心领神会的交往。具有灵气的母亲常常能很轻松地去解读自己婴儿的心理活动和需求，而并不是手忙脚乱地去进行盲目的处理。性慧的交流是一种“相对无语味最长”的氛围。这种方式正如老子所言：“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规于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弥远，其知也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
神性交流的方式，用现代人的一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现象，变换一下进行解析，可能人们容易理解。当他有所思，我有所感时。而且这种我有所感，及时地如同梦境一样历历在目时，清晰地折射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也就是一种清晰的性慧基因的展现和运用过程。
历史上张伯端真人的一则故事，也有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性慧基因的功用和活动特征。
相传张伯端曾遇一僧人，僧人专修戒、定、慧，自以为得最上乘禅旨，能入定出神，数百里间倾刻就到。二人雅志大发，相与契合，约定一起神游于扬州观赏琼花。伯端要求各折琼花一朵为记。二人共居一室，瞑目而坐，皆出神游扬州，伯端神至扬州时，僧已先到，结果，二神归，僧取不出琼花，伯端却取出琼花玩耍于手中。僧愧不明意，伯端告曰：“今世人学禅学仙，如吾二人者可问见矣。”二人遂为莫逆之交。随后弟子问曰：“彼禅师与吾师同此神游，何以有折花之异 ?”伯端答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则成形，散则成气，所至之地，真神见形，谓之阳神。彼之所修，欲速见功，不复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见无复形影，谓之阴神。”
常说：“道教以命宗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释氏以性宗立教，故详言性而略言命。”认为“性命本不相离，道释本无二致。彼释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为最上乘法”。又谓：“老、释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修积以逃生死。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有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枢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解；《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又仲尼极臻于性命之奥也。”
这段故事反映的是人类性慧系统能够独立自主进行活动运动以后的特性。当然，这里面展开来内容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大家可以自己从历史的典籍当中去找些参考材料，来拓展我们后天智识对性慧系统基因的认知。
人类自如地应用性慧文化基因的过程，极其漫长久远。在东方中华这片土地上，直至黄帝时代苍颉创文作字时，仍然还未退隐消失。在其后的漫长历史中，虽然不再是社会文化的主流、主体。但是由于自古中华民族保留、递传着修身的宝贵方法，性慧基因系统仍然在民间长期存在着，迄今仍然在社会中流传。而且中国的文史资料中，保存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这都是人类硕果仅存的共同财富，也是世界各国其它民族所未能完整保存的唯一珍贵的资料和方法。
性慧基因的教育和学习：
慧性基因系统的教育与学习，其中的特点完全不同于智识的后天教育模式，恰如老子所言： “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因为性慧系统直接隶属于道，它的营养需要德一能量直接滋养，对她的教育，需要在有质无形的环境中完成，而这种环境内，语言不具备交流工具的作用性，教育过程也不存在有为有相的作为。因此不言之教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她的学习，要严格遵循“为道日损”的原则，少私寡欲，虚心实腹，则是先决条件。条件具备之时，则会水到渠成。有为心智的活动，只会阻扼性慧基因系统的出现和一切活动。
（二）文理基因系统：
中华道德根文化的三大基因系统，经历了从性慧基因到文理基因，然后再到汉字基因的三步转折演绎变化过程。这种转折演绎变化，时间同样相当漫长，特别是性慧基因向文理基因的转折，相对于文理向汉字的转折，更加漫长得多。
文理的概念。我们用“文理”一词，为中华道德根文化基因系统的第二系统定名。文：甲骨文的这个字象纹理纵横交错形。本义指:花纹;纹理。《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今字作纹。” 文即纹，如脉络，依类象形，能够独立表现事物。《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通志·六书略》中也说：“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由此可见古代“文”的概念非常明确。理，《说文》：“理,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韩非子·解老》：“理者,成物之文也。长短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吕氏春秋·劝学》：“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因此，文与理可以共同构成这一基因现象的经纬。而且，古有“经天纬地谓之文”的定义。而经天纬地一词，在道德根文化中既含有宇宙自然天地之意，更主要的是强调人类的修身内求经纬和文理。经天纬地本义原本是内求法与外求法同用，而且要以内求法为主，才能正确解义。但是，在内求法被淡化以后，儒学外求法的解读，远取诸于物的释义，也就难以正确解义。在修身学之中的经天纬地，也就是要对应学习者自己的内天地，对应体内的经络和八脉道，以众多的带脉为纬，开启与疏通，贯穿与联接它们。修身的经天纬地如果成功，全身的文理自然呈现，天人合一则指日可待，就能使人们更准确地掌握自然界天地大道的客观规律和真理。
文理基因，包括着图画和象形两类，其共同突出的特征，是具备全息性和象形性，是一种用文（纹）理对全局进行提纯和描画，进行精神浓缩与象形特征描述的一种全息图。它完美地全息性地集约着“象数理气”四大元素成份。似一幅精美简约、具有灵魂的图画，具备着慧性基因的携带特性，同时具有供给后天智识者解读的元素。既能适宜于具有慧性能力者传达表达信息使用，也能供给“慧隐智出”但并不深久者运用。严格地说，文理基因是人类从先天性慧型转向后天命智型过程的过度期基因、转折型基因，是一个桥梁。这些重要特点，我们在研究道德根文化时，一定要全面整体地了解和掌握，而不能单纯用近代已经完全屏蔽性慧基因以后的愚智理念，去解析当时富含性慧基因基础而产生的图画和象形文。
文理基因系统的源起和生成：
我们在多年的经典诵读推广中已经发现，大量成年人，特别是众多的儿童少年，他们在经典诵读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垂帘诵读或者闭目诵读的过程中，体内和体外会自然地出现大量的文字，这些文字具体活性，常会自动地沿着经络和奇经八脉运动，以及进入脏腑和丹田之内，也能分解成能量态扩散全身。而且，这些显现的文字，常常并不完全是汉字的结构形态，其中存在着大量似图画，如符号，象形质式的文理结构。这种在体内或身体周围慧观到文理图案或者类似字形符图的现象。对于我们研究文理基因系统的起源和生成，具有良好的、极有价值的启迪意义。
汉代保存下来极其重要的一本辞典工具，那就是《许慎·说文解字》，这部名典，虽然称之为“说文解字”，但是仔细研究以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研究汉字基因的价值极高，但是对于研究文理基因而言，其中许多内容却明显地不足。我们在研究道德根文化时，还不能对它依赖过深。许慎的说文，大多仍然停留在儒学的框架之中，并未将修身才能解读文理的内容全面进行记录。《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在这里许慎认为伏羲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发明“画卦成易”。这个远和近二个字的运用，界定了他对内求法的陌生，也说明他对性慧基因系统的不明。他并没有发现“画卦成易”的来源是“内取诸身，外取诸物”的本质过程。文理基因系统诞生于内取诸身，外取诸物的特性，这在修身而学易者的实践中，是不难真切有所体会的一种共性现象。我们在内求中，灵台深处出现的三光，这三光各自的断和连，以及在体内、体外化散、变换演制成卦的现象，才是由内转外，记录成爻和卦的源起。虚无生万有，德一是一切有相的源起，伏羲的易道文化，就是中华道德根文化中文理基因的原生点之一。“一”，既是阳爻的表述，更是最初德一的象形描画，是内求法的发现。一的断裂，形成一生二，才是阴爻的表述，而三个爻构成一个卦，则是对事物精神的表述，三生万物的本义就全在其中，只是后天智识不易解读而已。《黄帝四经·经法》：“天执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然后施于四极，而四极之中无不听命矣。蚑qí行喙息，扇飞蠕动，无不宁其心，而安其性，故而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的揭示。黄帝在这里谈的执一，明三，定二，他为什么把“明三搬到前面来了？这里面的深奥道理，就是因为对性慧基因的观察而来，因为我们执一，天道的确是牢牢地执住这个德一来进行运转，只要明白三生万物，这三个爻构成一个卦，他才能够去判定阴阳，才能演化万物本质，究其规律性。其实黄帝在这里的一段话，完全就是源自于对伏羲易道文化中文理基因的正确解读。既作之于细地紧扣住阳爻、阴爻和三爻成卦以及八卦建正，同时演于大，广被天地万物，阐明天道中德一的原理。
文理基因的源起和生成，内取诸身是最重要的源发点。人类在语言诞生以后，逐步告别了“相对无语味最长”的神性交流和心灵解读阶段，逐步地进入了“智识生起谈锋健”的时期。随着人类后天智识的不断成长，人类的性慧系统不断地隐退。道德根文化性慧基因系统退隐被封闭的特点中，是一个逐步从立体至平面，然后再从平面到线状，最后从线状到点形的被后天智识所屏蔽的漫长过程。发展到现在，最后就只剩下性慧基因在人的生命活动中保持着点状交通，通过“点”状透发出直觉与灵感，然后被后天智识所接收和转换，构成现代类型的具有“创造性”的灵感和直觉，构成现代天才和科学巨擎诞生的前提与基础。
在后天智识已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中，灵感与直觉都已经成了人类精神系统中的精灵，似乎可遇而不可求。那么就更难使人们追远回溯，重新完整开启每个人天然必备的性慧基因系统。著名发明家爱迪生曾经讲过：“天才那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人们对天才的向往是可想而知，但是生成天才的关键因素，在智识主宰人类的今天，却要全凭一点灵感。那么完整和立体的性慧基因系统恢复和开启以后的作用性呢？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研究发掘中华道德根文化中蕴藏的性慧基因的重要意义，也就不言明了。
人类道德根文化基因系统中的性慧基因逐步隐退，文理系统的逐步生成。是因为人类的后天智识开始明显形成以后，欲望起，私心生，离道失德，德一松动朴散开来而引起。人类的后天智识逐步生成，欲望与私心的逐步增加，既破坏了人类精神系统纯阳一体的稳定性，也必定影响性体系统对完整德一能量的获取，能量质量和完整性的破坏，使性慧蒙尘，活力下降也就会自然出现。而后天智识对先天慧性占据空间的挤压性，也是必然的生理现象。所以老子指出：“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贰；德不贰，复归于无极。”“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的修身方法，也就是重新恢复性慧基因的法宝。
文理基因的特征与分类：
文理基因系统由图画和象形两大部分和其中的两个阶段共同组成。而伏羲的画卦和苍颉的造文这两部分，是文理系统中的典型代表（严格地说苍颉是造文而并非造字）。在最初始的阶段时期，图画又经历了符号与图画的演变过程。
象形文来自于符号和图画，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而其中的象征性质逐步获得加强。象形文是指纯粹利用图形来作文字使用，而这些文字又与所代表的东西，在形状上很相像。一般而言，象形文是最早产生的文字。它是一种构建在需要具备性慧基因能力才能完全解读的最初始的造文。现代有的学者认为象形文局限性很大，“因为有些实体事物和抽象事物是画不出来的”，这一观点并非完全中肯。因为象形文只能是性慧基因退隐，后天智识生成初期的一种过渡阶段性的工具，它需要慧性结合智识共同解读使用。离开当时那种特定的时代基础背景，用现代纯后天智识的观念进行分析时，也就难以准确地解析。
象形文之所以逐步演变成仍然带有象形特征的汉字，正是因为人类后天智识的不断增加发展，而推动其中的变化。在象形的文理中逐步注入表意、会意、指事、形声特点，使其完全不需要性慧机能的参与，纯用后天智识就能解读。所以，在象形文为基础的前提下，汉字也就发展成表意文字，增加了其它的造字方法，例如六书中的会意、指事、形声。然而，这些新的造字方法，仍须建基在原有的象形文之上，以象形文作为基础，拼合、减省或增删象征性符号而形成。
现代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象形文字，是中国的甲骨文，以及古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玛雅文字的“头字体”和“几何体”。只是埃及的圣书体，更精确地说，应属于一种意音文字。此外，据专家们研究，现时中国西南部纳西族所采用的东巴文和水族的水书，也是世界上现存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达巴文也是一种还在使用象形文字系统，只是已经即将消失。
由于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直到了秦朝时期才有明确的“字”的定义。所以在秦朝之前所形成的文字，都应当划归于文理的范畴和转折时期的范围。其中，甲骨文、金文（钟鼎文、铭文）、大篆、籀文等等，都属于文理基因的范畴。
甲骨文，甲骨文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期的一种文理字，时代界定在商代和西周历史时期，商代之前的文理资料目前则比较少量，而且比较分散，难窥全貌。甲骨文的记载文理，甲包括龟的腹甲与背甲，骨多为牛的肩胛骨与肋骨。甲骨文最初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距今约三千余年。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甲骨文大约有4500个单字，目前只解读出其中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文字。考古学者们发现，甲骨文使用了象形、指事和会意等汉字造字的方法。在字的使用上可以看出假借的造字方法。形声字占大约25%左右。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以龟甲来记载，甲骨的内容涉及天文、气象、地理、职官、畜牧、宗教等方面。甲骨文的会意字，要求意思明确，甲骨文的体积和甲骨文的繁简往往决定文字的大小。
我国虽然目前只发现商代时期的甲骨文，但是这些甲骨文已经比较接近文理基因系统中的形成期，文理基因中的图画与象形特征，在甲骨文中比较容易发现。甲骨文的研究，也将会使人们容易找到、逆向回溯复兴自己性慧基因的切入点，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因此，甲骨文是我们目前研究道德根文化中文理基因系统的最佳工具。
文理基因的教育学习方式：
文理基因时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之中，主动修身，尊道贵德，运用内求法维护自己的性慧基因系统，还是一个社会的普遍共识。这些特点，我们从大量的历史记载中仍然不难发现，例如黄帝问道的故事，孔子问道于老子的记载，全都说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修身证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而在这一时期中，社会中并未建立对文理的依赖性。社会教育中的模式，是一种“讲经说法，述而不作。”的方法。历史上强调述而不作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为了避免人们后天智识的依赖性，不能主动以神会神，以心印心。而古经的出现，也只是供给人们诵读使用。例如籀文，是周朝晚期使用的文字，而籀字的意思就是诵读之意。这说明经典诵的源起极为久远，早在文理基因形成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诵读这一方法，成为社会人们学习掌握的重要教育方式。
我们现代人对文理基因的学习，具有两种模式，对于成人而言，一般只能采用逆向式的学习方法，也就是从简体到繁体，然后再小篆大篆，最后经过钟鼎文而进入甲骨文，在甲骨文中深化。
对于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生命阶段的孩子们而言，由于人类在这两个时期中，天然地处于“重演律”阶段，那么直入式的教育学习方式，常常效果最佳。也就是运用全息性强的图画，易经卦画，道学符号，甲骨文字，进行教育，陪同学习。也就常常容易收到极佳的效果。
（三）汉字基因系统：
关于汉字基因系统，一般都容易掌握，我们不做过多的论述。汉字基因的重要特点是全面适应后天智识的需求。方便后天有为智识的应用，从而完全抛弃了对性慧基因的调动和启用。文理基因时期恪守的“天圆地方”，以文载道，顺应天理的一点“笔画圆润象天”的形名象意，也最终被隶书所改革成顺应“地方”的效果。化圆改方，提高书写效率，适应智识“有之以为利”的需求。使文字全面过渡到了字的实质性阶段。近代对于汉字的简化，由于未能全面地兼顾汉字象形表意会意指事形声的特点，有些简化对汉字基因造成了伤害。例如，前进的进字，将“隹”轻率改成“井”，使进字的表意完全相反，成了前进就是进入陷阱之中。这样的不足性，还是比较多的现象。
汉字的概念：中国字是在秦朝最后统一于小篆字形，而在汉代最后定型下来。汉，即有汉朝之意。字，会意兼形声。从宀(mián)从子,子亦声。在屋内生孩子。本义:生孩子。字的确是由文理所诞生。《说文》：“字,乳也。”《广雅》：“字,生也。”字具有文字和汉字的含义。定名为汉字基因，是为了方便研究分析。汉字基因系统主要包括小篆、隶书、揩体、简体等字体。
汉字基因的源起与生成：
汉字基因源起于秦朝的小篆，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1年），开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国策，秦始皇命令擅长书法的李斯去做这项工作。因此小篆又被称为“秦篆”。小篆是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了其它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统一的文字书写形式。李斯所创制的小篆，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汉代的隶书所取代。但是由于小篆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们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在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都一直采用篆书。近代的康熙字典上所有的字都还注有小篆写法。小篆的制定是中国第一次有系统地将文字的书体标准化。
汉字基因的特征和分类：
汉字的特征虽然还保留着象形文字的特性，但由于汉字除了象形以外，还有其它构成文字的方式，而且也在某些程度上表示语音。汉字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已跟原来的形象相去甚远，所以不属于象形文字，而属于表意文字。但是，甲骨文和金文仍可划归为象形文字。汉字基因的分类中区别中，汉字与文理在“形”的区别上，最典型的是字型的圆改方。这种圆改方由隶书开始。在汉代被确定下来。隶书，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隶书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一般共性的说法是隶书的起源是秦隶，隶书的繁盛是汉隶。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的写法。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魏晋以后的书法，草书、行书、楷书迅速形成和发展，隶书虽然没有被废弃，但变化不多而出现了一个较长的沉寂期。
汉字基因教育学习方式：
道德根文化中三大基因的汉字基因，主要是充分被后天智识所应用，完成后天智识的需求功能。汉字基因虽然承传着性慧基因的气息与神韵，文理基因的元素与结构，但是她的主要功用是满足人们后天智识的功用性需求。人们后天智识中的正觉、正念与正识，可以借助这一基因，进入文理基因，或者跨入性慧基因之中。顺用则智，逆用则慧。为学日益，助德可倚。这些都是汉字基因的基本特点。在运用汉字基因进行教育方面，逆用则可运用她讲经说法，构成经书文章。在现代教育学习中，由于人们的欲望与自我意识空前发展，智识系统已经强大并且趋于固化，即使用汉字基因教育，都需讲究图文并茂，声影动画。立体教育一起上。才能轰开大脑，激活心智，启迪慧性。即使是道德根文化的教育，也必须先顺应这种状态进行教学，正视人类后天意识中禀性携带，习性生成后的强大势能，以今之道，以御今之有，才能逐步由繁至简，返朴归真。
六、咬文嚼字话修身：
咬文嚼字一词,本是一句成语，而且带有贬义。它是指过分地斟酌字句。用于讽刺那些专门死抠字眼而不去领会精神实质的人。也讽刺那些讲话时爱卖弄自己学识的人。但是，当我们以上概貌性地分析了中华道德根文化的分期和根文化的三大基因以后。我想，当我们站在“中国的文化是修身的文化”的基石上，通过解析性慧基因，咬定文理基因，咀嚼汉字基因，品味中华道德根文化的全貌时，必定会产生一种绝然不同的心态，豁然开朗的胸臆。这使人也想起了郑板桥的一首题画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就是这巍峨的青山，就是一座昆仑山祖脉。而道德根文化大系统就是这座山上的劲松。我们研究和实践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实现民族的复兴和重新崛起，就是要像劲松一样，深深地扎根立足于此山，破土裂岩深植于本源之内，保持住原生态的全貌，站定我们足根。那怕历经2000年苦难的磨砺，仍然保持着坚强旺盛的生命力，苍劲挺拔的身躯。不惧冰雪严寒的敲打，笑迎八面来风的摧折，坚定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组合运用：
基因是系统的基础，是活力的源泉，是发展的动力，是健康的保证。我们在道德根文化基因的厚土中研究中华道德根文化，运用道德根文化基因指导修身,指导经典诵读，指导人生的旅程，指导对老子“双可教育法”的实践。这就是一种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式的方法。
咬定道德根文化中的文理基因，向上回溯而务虚，向下展开而务实。性慧基因的特点是无相、虚无妙有；汉字基因的特点则是有相、是实。执两用中，整体把握住这三大基因，就需要高度重视文理基因。文化一词其实是一种非常精准的描述和定义，依据文理基因变化而来，就称之为文化。周礼当中也曾经说： “关乎人文以化之天下”你不掌握人文，不运用人文，那就不是文化。所以这个文理基因在这里起着灵魂的主导作用。中国的文化不应当陷于“字化”，而是要把握住真正的文化就是道德根文化，把握文理基因就是文化，“知变化之道。” （《易·系辞传》）。而文理基因片段横跨中国历史的伏羲易道文化到老子德道文化的漫长时期。对于这一历史区间中文化的把握，就是我们走近道德根文化，进入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之中的必由之路。
中国道德根文化的特点是以性慧基因为源泉，运用文理基因和汉字基因共同组词，在词的基础上组句，在句的基础上成节，然后以节成章，用章组篇，形成文章，构成文化系统。其中的脉络就是文、字、词、句、节、章、篇。这种情况在象和数之中，是由点成线，用线成面，以面构成整体，这是文化系统中的特点。而拼音文字其实与我们不同，他们并没有文理的基因，而是直接运用字的基因。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拼音字文化遗失缺少三大文化基因中的过渡型基因，承上启下的功用缺失。而且，两点易成线，三点构成面，“三”个基因点，是三生万物的保证，最为稳定。道德根文化中的三个基因点完整不缺，而拼音字却只具备“字”这一个基因点。这一关键性的区别就构成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异构性，所以，东西方的文化根本就不能等量齐观。
中华道德根文化系统中的文章，又全部都称之为古文。古:本义是指古代。一般分为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古字区分时间阶段性。
古文在文化概念中则包罗好几种意思。古字的定名也在其中，隶书以前的古代文与字，泛指甲骨文、金文、籀文和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汉朝通行隶书,因此把秦以前的字体叫古文,特指许慎《说文解字》里的古文。
古文又指秦以前的文献典籍经卷。对于近代而言，古文又是文言文的别称，是相对于白话文而言。将五四以前的文言文统称古文,一般不包括“骈文”。鲁迅《人生识字糊涂始》中说：“我们先前的学古文也用同样的方法,教师并不讲解,只要你死读,自己去记住,分析,比较。”
道德根文化基因应用的三阶段：古文阶段，文言文阶段，白话文阶段。
在研究道德根文化大系统中，一般将古文定义为秦代以前较为合理。然后，可以将五四运动之前的历史时期，定义为文言文阶段。而将五四运动以后定义为白话文阶段。在这三大阶段之中，对根文化三大基因的运用，完全不同，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在古文阶段，对三大基因的调用与组合，还比较全面。是先以性慧基因为主导，然后移变到以文理基因为主导的过程。在文言文历史时期，则是一个以汉字基因为主导而文理基因为支撑的时期。进入白话文时代以后，则是一种纯粹以汉字基因为用，甚至想完全丢弃应用，严重忽视和压抑其它两大基因的时期。
所以，现代的经典诵读，学习研究道德根文化，就一定要把握住这些根本性的区别。从而主动、自觉地透过汉字基因，抓住文理基因，用文理基因驾驭智识，进行解读，从而启迪自己的性慧基因。特别是现代已经广泛使用简体字以后，我们距离文理基因都已经相当远了。如果不主动注意自己的调整，那么在经典诵读中，在双可教育中的“透字入文启慧成真”的可能性就会完全丧失。
为什么会产生对道德根文化基因应用的三阶段？
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的文化，必须“图难于易，为大于其细。”我们已经提出过中华道德根文化的灵魂是“修之身，其德乃真”。修身，是中华道德根文化诞生与发展和形成的源动力和维护力。而且，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修身与智识之间长期的搏击、较量，这种较量是历史演绎变化中的重要源动力和先导因素。后天智识的逐步强化和增强，则是其中的主旋律。人类最终被欲望和私心完全俘虏，后天智识才得以占据统治性命的位置。
修之身在根文化中，是确保三大根文化基因能够完整性使用的先决条件。不论是在伏羲的易道文化时期，黄帝的法道文化时期，还是老子的德道文化时期。老子的圣人之治方法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的人间绝学，始终是扼制人们欲望膨胀私心疯长的法宝。只要坚持运用这些法宝，道德根文化的三大基因就能完整地运用和展开。
当修之身的方法，在社会上仍然能保持住对主流文化的影响时，那么根文化的三大基因就会比较全面地展开，社会中的文风就会保持住内求为主，外求为辅，文化作品以顺应内修心身性命为主体。文风表现出能够自然地与人体内环境的特征高度契合和相应，表现出外应于物，内应于身。文章的特色中，就会保持着自然、朴素、简略、精练、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就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流畅。例如，《诗经》和其它古体诗以及经典，都具有这种特色和风格。古体诗的特点就是每篇字数不拘多少，每句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等,不讲平仄,用韵也比较自由，没有过多的人为要求。常常是以在诵读吟咏中能启动激活人体内的性慧基因系统为最高要求。
古文的功用，主要是供人们诵读吟咏，特别是内观配合诵读吟咏。中国的文和字，其中许多文字，都是对体内某一性慧现象的全息性定形和定名，依据黄帝的形名学说，在诵读和吟咏时，配合内观，也就是在与这些慧性组织、结构、性体进行呼唤和交流，极为有益于启动和激活人体内的性慧系统。
而且，古代形成和制定的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行文特征，全都与修身的内求法直接相关，四言是要求人们在念诵吟咏时主动从上到下对应于人体的三腔一体，要求同步内观文或者字的出现。也就是内观颅脑腔、胸腔、腹腔的正中央，也称之为上中下三个丹田，再加上人体内的地，这个地就是阴蹻（前列腺）区。这种诵读方法，在方法归类中属于“归一法”，“中和法”。
而五言、六言、七言则是分别增加语音对胃腑、喉区、头顶百会的同步振荡。而人体内中脉上的这七个点，恰巧又全部都是启动人体性慧基因，产生和形成天人合一的关键路径和通道。只是在这七个点上，又以三腔一体最为关键。因此，四言律就成为古文中最为多见的一种行文定律。
《黄帝四经》、老子《德道经》全都保存并且运用着这种行文律，而且在关键处的应用，常常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只要诵读一下道篇第一章，就会有这种感受。这种确保文化与修身紧密结合，兼顾性慧基因启用的定制，也就构成了中国古文全都以诵读、吟咏为学习主要方法的机制。古文的这种修身与文化密切结合，与教育紧密结合，在诵读吟咏时同步内观文理的机制，历史上不见文字记述，而且在战国春秋时期逐步从社会主流文化中消失，对古文的经典诵读和吟咏失去同步内观的方法，在学习中同步调动启用人体性慧基因的可能性，也就失去了主动性，使经典诵读“开慧益智”的功效极为明显地降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以后，经典诵读虽然仍然是社会教育的主要方式，但效果却差许多。
在历史进入秦汉时期以后，智识对三大根文化基因的运用开始全面登上历史的舞台。文言文的阶段全面展开，社会文化进入以汉字基因为主导而文理基因为支撑的时期。
在汉代社会主流文化已经全面放弃了道德根文化中的关键环节“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实践。修身文化在经历了战国春秋五百余年战乱的动荡以后，已经全面退隐。不然秦始皇和汉武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不会将长生的梦想寄托在江湖术士的诡言之中，就不会采信于旁门左道的外求法，而远离黄帝和老子的内求法，放弃修身养性的根本原则，使生命健康被破坏于“仙丹”中。而且，社会在经历长期战乱以后，人们的欲望和私心获得长足的发展，后天智识在生活安定下来以后，就开始追求事物“有之以为利”的完美，从而满足眼耳鼻舌身的浮华追求。在文化领域之中，后天有为智识，完全主宰着文化领域的主流方向。文化与修身的连接出现彻底的断裂。古文中优秀的外在格局虽然仍然保留着，但是其中的精华，实质性的内涵则被偷梁换柱，或者丢失。后天智识的惑乱，使文章的质朴、自然的风格消失，被繁博、雕琢所取代，伤性助智，悦目愉耳，矫揉造作，形成文风。例如对仗，平仄、起伏转折等等人为的条条框框也就全都出现了。而文化与人体内环境的主动联系则全部消失。
在作了以上后分析以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老子五千言版本的争论问题，也就不难一目了然。我们在分析之时，一定要把握住文言文转换取代古文的特性。古文与文言文的行文风格，全然不同。这就如同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不同，只是古文与文言文的区别，只有长期实践者诵读者，才比较容易区分。例如古文在使用文和字时，在句中更精辟的是独立的“文”或者“字”的一个个的解读印心入性。词的运用和句义的表达性，常常反而弱于独立的字性。而在文言文中，词义和句意的重要性则明显地向重要的方向发展。
关于对老子版本的争议中，有学者认为帛书老子的可读性和文采远不及通行本，因此认定帛书版的可信度不高，还是通行本可靠。得出这种结论，其实正是未能“为大于其细”地研究古文与文言文的差异性。我们现代人对通行本《道德经》的认同，其实正是与文言文中的智识主导地位产生了意识的强烈共鸣。并没有透过汉字基因，守住对文理基因的心灵认同。所以全面掌握道德根文化的三大基因，善加运用，并且掌握道德根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条分缕析地“为大作于细”，那么我们也就不难走进中华道德根文化的殿堂。
之乎者也的文理基因与修身：
在现代人的眼中，古文之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古代那种书写材料贵重，在龟甲和竹简上书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先人却不畏困难地，高频率地使用一些看起并无实际价值的虚词。之乎者也几个字，就是其中的代表。这几个字在秦前的古文之中比较多见，在秦汉以后才逐步减少下来。其中也是古文的终结，文言文的兴起作为一个转换。实质上则是道德根文化向儒学文化的全面转换。由于前人并未回答古文中为什么要频繁使用之乎者也，而且自汉儒时代起，这几个字的应用开始脱离了道德根文化时期使用的方式。因此，在白话文时期，人们就将之乎者也全都冠以文言虚词,而且用来形容咬文嚼字与迂腐的书呆子气。例如：他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已经带有贬义。
其实，人们仅仅站在汉字基因和文言文的角度上，是无法正确解读之乎者也现象的。而且如果没有修身内证的基础以及内求慧观的能力，以及长期坚持认真诵读的实践经验配合，那么也就难解“之乎者也”之谜。只能盲从于智识者的解析之中。
前面我们已经剖析了文理基因诞生，源自于内取诸身，外取诸物。是一个内观与外观的整体应用过程。之乎者也几个字，其实全都是源自于性慧的内观，诞生于性慧基因的基础之上。而且，这几个字全部都对修身，对激活人体内的性慧基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正如《黄帝四经》中所说：“见知之道，唯虚无有；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形名；形名立，则黑白之分已。”内观中的这些特殊点和区域，以及变动过程，在慧观下被发现以后，运用文理记录下来，并且赋予读音，这就是形名立。形名一旦这样被确立以后，那么，只要呼唤、诵读、吟咏它，不论它是在太极黑境还是太极白境，都会响应。我们在研究时一定要高度注意，道德根文化中的古文，特别是经典，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是供给人们诵读吟咏学习记忆的，书写记录保存的功能反而处在次要的位置上。而且，这种诵读吟咏还应当结合修身的内观，发挥启动激活人体内性慧基因的功效。因此文理的象形性和“名”的读音性就是其中的灵魂。同时抓住形名而诵读，并且运用内观配合，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经典诵读开慧益智的功效。下面我们将这四个字分别作一下分析。也就更容易理解其中的原理。
用文理基因学分析“也”：
中国的学术中，在文字学的学科中，长期缺乏一个学科，那就是用修之身研究文理基因的学科。目前的文学，虽然美其名曰“文学”，但是却抛弃了文理基因，学习西方的模式，只研究字词句的遣用，而未真正用修身对文理系统进行研究和运用。是强行地将汉字学的内容，硬套在文理基因之中。使文理基因的原生态面貌全非，歧义百出，复兴中华道德根文化，其中有个任务就是建立真正的文理学，或者叫文理基因学。运用修身的内求法，跨越汉字学的制约，进入文理基因宝库之中，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那么中国文化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也字，在古文中使用的频率极高，例如《德道经》五千言中出现了179次。在《黄帝四经》中则出现了86次。也字一般全都应用于句子的尾部，作为最后一个字结束，很容易被人误解成句末语气词。其实之所以用在句末。那是因为它在人体内特定的位置所决定的。也字在人体内所观察到的位置：男性是在前列腺区域，女性则在子宫后穹隆下方。《说文解字》也指出了：“女阴也。象形。”但是概念比较模糊，甲骨文和金文中可以看到它是蛇的形状，本义是蛇，但是却并不是指外界的蛇，而是像伏羲与女娲图一样，是指的身体内的灵蛇，先天肾气中的肾火。关于人体内的灵蛇，我们已经专题讲过在此不再重复。只需牢记，“也”的文理形态，就是体内的灵蛇，而“也”的读音，就是呼唤体内的内蛇。如果在经典诵读中再加上主动内观阴蹻配合形名，也就是掌握了其中的真谛。
《大悲咒》是一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著名佛经。而且她是专门供人们进行诵读的经典，没有进行中文之义的翻译。属于读音直译的经典。如果我们将这部只供诵读的经典，与老子《德道经》中的“之乎者也”几个字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一个共性的秘密。佛经同样极其高度地重视“也”字的调用。佛经中的“也”，只是取音而不取字，凡是“也”字音的地方，全部都用夜，耶、曳进行替代。这种取字音不取字形的方法，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区别佛学与道学和儒学的区别性。另一方面是经文诵读时声调顿挫的需要。统计了一下，《大悲咒》全文417个字。类似“也”音的字多达33个。“之”音， 1个，“乎”字音的6个。“者”字音的3个。同样可见也字音字使用频率之高。为什么这部佛学经典使用也字音如此高的频率呢？因为古印度的文化，对体内的灵蛇同样了解非常详细。并有专门的方法进行习练，从而调动自己的先天肾气能量，实现天人合一。
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汉代儒学对老子五千言中这个“也”字的编修情况。
我们仅抽出德篇第一章和道篇第一章进行比较分析：
帛书本道篇第一章，共64个字,也字就共有八个。之字四个，一个者字。
通行本道篇第一章：也字在汉代全部被删除，四个之，一个者。
帛书本德篇第一章，共121字。也字共有八个，之字九个，二个者字。
通行本德篇第一章，也字被删除六个，剩下二个。之字十个。二个者。
而且，在帛书的道篇第一章中，开始是四言连续四句，然后紧接着二句七言，再一句五言，接着在二句四言之后接着一句五言，再又回到四言句四句。全章共十四句，也字却使了八句八次，占据全章的一半以上。这种高度重视启动和激活体内先天肾气的应用，在经典中是比较少见的现象，同时也说明启动先天肾气的重要性。这一现象如果没有修身的实践，是很难正确理解的。汉代之所以出现将这非常重要的八个“也”字全部删除的奇怪现象，只能说是一种丢失内求法以后的愚智行为。不知诵读时同步进行体内精气神调动的价值和意义，已经失传于古文诵读的灵魂。
我们可以现场试一试：我们运用在上中下三丹田和这个前列腺，昔肌群，来由上往下诵，《德道经》中的道篇第一章，
道可道也，（一开始诵你自己的会阴一定会自动收缩，但是要有一定的基础，自己就会跳动，就会像喷泉一样有能量，整个人就成了一，一体。）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每一个字都落实到特定的位置。）
无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第五句第六句，只不过是用了七，就在七个位置上把它逐一地观想出来。熟练以后是很容易的。）
故恆无欲也，
以觀其眇；恆有欲也，
以觀其所噭。
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玄之有玄，眾眇之門。
我们同步运用一下这种“归一法”，体验以后必有所感。所以这种经典诵读配合内观合一，就是古文的特点。
古文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没有标点符号，其中的为什么，大家可以自己解答了。
用文理基因学分析“之”：
 之字，在古文中出现的频率同样极高，它在《德道经》中出现了271次。在黄帝四经中出现了205次。为什么要高频率使这个字？同样是因为古文需要内观修身，配合诵读吟咏而激活体内的精气神，开慧益智。而且，之字本身就是原生于人体之内，而不是体外。《说文解字》将之字分析为地上新长的草。而有些学者依据甲骨文、金文和小篆将之字分析成上面是一只脚丫子，下面是地。这些定义都有理，但是并不准确，背离了道德根文化是修身文化这一灵魂，忽略了文理基因是“外取诸物，内取诸身”的原则。之字下面的一横，的确是代表象形于地，但是它是象喻身国内天地中的地。它象形于体内小腹区域内的这个“地”，而上面的结构，则是其小无内地象形于细胞的结构形态，象形于以阴蹻为地向上传输灵蛇肾气能量的管道。人体中脉就是一体三支。这一人体内的组织结构现象，修身有素者都会具有切体会。只是我们的祖先早就将这种内观所得，象形化地予以文理基因化，并且在古文中大量使用，让人们内视它，呼唤它，使它早日发挥向上传输自已体内的先天肾气，并且尽快连接身外的大天，宇宙法界，获得更多的能量，实现天人合一。这些运用的方法，都充分表明了我们古代圣人们细致入微的关怀、关心着我们后代子孙，保证中华子孙们的智慧开启。
老子《德道经》中使用之字最为典型的是第十四章尊贵，全章76个字，之字就使用了16次之多。全章如果分成20句，就只有四句没有用之字。这种高频率地在体内依据黄帝的形名学说，通过诵读吟咏而呼唤体内细胞组织结构或者体内“地气”即肾气，向上传输的现象，离开“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原则，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老子在本章中使用之字16次的现象，也与人类胚胎发育中，卵细胞分裂的二、四、六、八、十六之数高度巧合，十六构成分裂基础，也并非偶然。
之字在古文中的应用，由于它在体内的象形，是小腹腔内的内观组织结构形态，这也就基本决定着它在古文语句中使用的位置，大多数必定会在句尾，但是由于能量的向上传输性，它也可使用在语句的中部和接近语句的最前部，但一般不会使用于语句的最前端。现代人用“之乎者也”构成一句，将之字用在句端，其实也就明显地犯下本质性的错误，说明我们现在的愚智的确是纯粹只用大脑，所以这个“之”也跑到大脑里边来了，只是没有根，下边的都不通，只是一个脑瓜子，向着天而已，形像而质不像。是愚智的一种必然结果。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
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而恒自祭也。
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生而弗有也，为而弗寺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
用文理基因学分析“乎”：
 乎字在古文中也经常出现，但是在经典中出现不多。《德道经》中出现了9次。在《黄帝四经》中只出现了3次。乎字的文理诞生，同样源出于人体之内，是修身内求法中产生的象形文字。乎字内象观察发现的位置是胸腔内的中丹田。下面的“丁”形，上面一横，是人体内地气（肾气元精）上升的结果，而下面的一竖，则是象意中脉。丁上面的结构，则是表示人体内的精气神三宝聚合。发出较长的乎音，同时内观胸腔中央时，这种谐振就会比较明显。上面提到的区域都会产生感应。《说文解字》：“语之余也。从兮，象声上越扬之形也。”这只一种外在表象的解析。其它有些字典的解释则含智识的牵强附会较多。上面图形中的内容，也可供参考和有内证基础者自己验证。
用文理基因学分析“者”：
者字在文理学基因库之中，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理。而且与修身的联系极为紧密。通过诵读吟咏呼唤这个“形名”，如果同步内观，则与也和之等等字一样，具有较好的启用激活性慧基因的功效。者字在老子《德道经》中出现了95次。《黄帝四（内）经》中出现了114次。同样属于高频率。这与它在修身学中的重要性密切相关。者字，在《说文解字》中存在着不准确性。在金文和小篆的一些字典中则说：本义未明，在文献中多用作虚词。其实，者字源于修身学全息象形的“煮”字，甲骨文的煮字，可以说是一个全息性的符图，煮字将在人体内“半边埚里煮江山”的内求变化全过程，高度浓缩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符图。三昧真火燃烧于阴蹻，火上有鼎埚烹炼精气，埚的左右还有二个人，是阴神与阳神守护，中丹田则是刀圭服食，上丹田则是止火后性体的出窍飞升，精气神三花聚顶。全过程的写意极为完整。所以煮好了（修身内求），必定会现出者文。者文本质的出现，离开了修身实践，不可能出现，当它的文理显现时，是在面骨区，并且会产生一些精细的变化。但是，主动诵念者文，内观者文，对修身启动性慧基因，具有催化作用。因此者文在古文中使用频率较高。而近代则释为虚词，不明其中的价值。
我们以上对“之乎者也”这四个在古文中，在文言文使用频率较高的字，运用文理基因学的概念，进行了一点粗略的分析。从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华道德根文化的性慧基因，文理基因，汉字基因，是一个密不可分而需要完整启动调用的基因库，缺一不可。如果缺乏其一，文化之病就会立即表现出来。三大文化基因的运用，离不开修身内求法实践的基础。只有修身内求法不丢失，才能确保三大文化基因的整体运用。但是，历史的残酷现实却是内求法的保证性丢失，由于“智识惑乱”长期未能扼制，使这种保证性、护航性已经消失殆尽。通过以上对中华传统根文化的一些肤浅探索，我们可以发现道德根文化的复兴，一定要高度注意秦汉时期丢失修身内求法，现代受西文化影响甚深，人类欲望猛增智识惑乱，这是走近中华道德根文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三重极厚的屏障。
在研究“之乎者也”四个字的遣用情况时，我们在分析了古文、文言文和白话文对它们运用的情况以后，也不难发现一些根文化蜕化现象。即使在秦汉以前的古文中，其使用的准确性，也存在着由于修身内求方法的逐步消失，准确性也是渐行渐远的总趋势。“之乎者也”在脱离了文化原生态结构环境以后，对它们的滥用具有普遍性。这种现象在文言文阶段和白话文阶段表现得尤其突出。但是，没有丢弃它们却也是民族之幸。从形名学的角度分析，滥用仍然具有效果。具有一种“歪打正着”的效果。这就像我们在人群中呼叫一个人的名字，却并没有用眼睛看着他。但是，却同样引起了这个人的注意，他会注视你，甚至走近你瞧一瞧，看是不是在呼唤他。能够或多或少产生了一点调动的效果。具有体内“形名”特性文字的滥用，同样也还是具有轻度调动激活性慧基因的作用。这大概也是中国人使用中国文字，产生的智商普遍高于世界其它各民族的原因之一。
在中华道德根文化的大系统中，诞生于修身内求，内取诸于身的、具有形名特征的文字还有许多，全都有待于依据文理基因学进行研究和发掘。整体把握住对道德根文化分期的研究，三大基因的研究，古文、文言文、白话文阶段性的研究，以及三大基因整体应用的研究。这是确保我们“正打正着”最好的途径。将尊道贵德，修身内求真正落实到学习中国文化之中，特别是将修身与学习中华道德根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好经典教育，开展全民诵读，从小学习，全民学习，终生学习。那么我们的个人和整个民族，都将会走近中华道德根文化，跻身于文化宝藏的殿堂之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符合自然客观规律的有益贡献，造福于子孙后代。
分析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就如同传统中医诊断人体的疾病，首先需要知道人体脉象“寸关尺”三部的位置，才能把脉、品脉，分析三部九候中的各种脉象。寸关尺这个三部，一定是在手腕桡侧的小动脉搏动之处。那么，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性慧基因、文理基因、字形基因，就是这个文化脉象的寸关尺。能否准确握住寸关尺，然后整体把握，全面分析，系统判断，正确诊断，合理用药，妙手回春。那就是每个“医生”的内在水平了。
可惜我们有很多的“医生”，对这个寸关尺的具体位置并不知晓。常常是“把着桡骨谈脉象，握着肌腱论脉理”。例如，在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中，电影、电视剧，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形象大使。它所承载的就是民族文化中的精神，能够从中全息性反应出一个民族文化的兴衰生旺。可是，中国电影、电视剧中的把脉镜头，几乎没有一部剧情中，对寸关尺的位置是准确地进行拍摄。在电视剧里的镜头中，不是摸了骨头就是摸了肌腱，还就是没有摸到寸关尺，但是，在韩剧中却恰恰相反，部位一般都十分准确，令人佩服其对文化的严肃性。这种现象反衬出传统中医在中国文化中的失落。而在韩国文化中的保持。韩国人申请中医为韩医文化遗产，并不是一种空穴来风，从各自的文化形象大使的表现中，就已经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正在抛弃自己的传统中医！
中国传统中医的文化价值极高，她蕴藏着道德根文化中的三大基因，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发展最为成熟，内容最为丰富，自然科学性最强的一部医学。传统中医对道德根文化三大基因整体性地调用，极其典型。只有具备三大基因，并且能部分运用三大基因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中医。名老中医对根文化三大基因的认同，全都会是一种自觉，而不需要强调，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身心之中。传统中医具有良好的三大基因携带性，具有深入社会民生中，利益众生的亲和性与融合性，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2000多年以来儒学都未能完成对她的彻底改变，师徒承传中修身内求方法的延续，始终是传统中医文化内三大基因链不裂不脱，有效转动循环的保证。只是近百年以来，人类的智能在经历了迷惑而进入混乱期以后，正觉普遍丧失，才被摧残至七零八落。现代人对传统中医的非议，全部都源自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出自于对自己道德根文化三大基因了解的"文盲"性，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障碍着心智，就很难从智识的惑乱中发现对西方文化的超越。即使捧着金饭碗，也会可怜地讨饭。
由于传统中医对道德根文化三大基因携带的完整性，我们同样可以预见，传统中医不亡，则中华道德根文化不死，根文化三大基因不枯。传统中医一亡，就会昭示整个民族道德根文化的消亡。传统中医兴盛发达，道德根文化必然复兴，根文化的复兴，同样必定会带来传统中医的勃勃生机与长足发展的机遇。
以上我们对中国文化的道德根文化，进行了一点管窥蠡测式的探讨，是为了走进老子《德道经》五千言而进行的一点努力。纯属一孔之见，难免挂一漏万，只能以此就教于高明。然而"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道德根文化的研究，离不开修身实践，实践修真，才能更好地解读。仅以此文，提供给老子学院的教育学习实践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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