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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学说不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和缔造者 春秋战国时期，既是一个兵戈相见、鲜血成河、杀声震天的时期，同时又是一个在文化上各家学说并出、百家争鸣的时代。金戈叮当之声与振臂疾呼之声，一起震荡在中华地域的天空，齐相辉映，震耳欲聋，于是“诸子百家”便应运而生。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 而“取合诸侯”的人物，主要是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吕不韦等。 当时诸侯争霸不休，这些学者们便周游列国，既为自己的名利谋出路，同时也为各路诸侯出谋献策。到战国时代，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些诸子之中，唯独老子和庄子的学说超然于百家之外，并不参与到“取合诸侯”的行列之中。 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都是“志于道而论天下，执五常以牧天下”（五常：指孔子执常仁，荀子执常礼，韩非执常法，墨子执兼爱等等）。他们都是从伏羲黄老的道德学说思想系统中，吸取局部营养而形成的不同学派。他们与伏羲黄老相比较，最关键的差距在于“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天人合一的境界不同。 虽然他们都同样提倡修身，但是尚未达到居于道“○”，运用德“一”而观天下的境界；而只能依据伏羲黄老所开创的大道之文字理论，从中凭后天智识摘取局部，而构建自己的学说。 这一特点，其实就是古代文化产生非常道与常道分野的重要原因，也是庄子批评非道学系统思想的根本原因。因此，以儒学为代表的百家学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辅根，而并不是主根。 近百年以来，我们学术界的许多人都认为，春秋战国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摇篮，诸子百家就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 果真如此吗？ 如果从历史观的角度看，我们如果轻率地将诸子百家视为中国的根文化，那么前一半的2500年的中国文化我们又将置之何处？如果从基因学的角度分析，难道诸子百家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DNA的全部基因而不是基因片段吗？！ 我们观史之时，切莫忘记当我们像珍藏传家宝一样，自豪地珍藏着诸子留下的遗产，并且将它们视之为精华瑰宝的时候，诸子之首的孔子却在哀叹：“天下无道已久矣”！ 从孔子的悲叹之中，我们应当不难发现，两千五百年前战国春秋时期所形成的诸子文化遗产，并不是中华民族最真实、最美善、最地道、最古老悠久的那一部份。它们并不是中国文化之根，更不是中国文化的基因。 中国文化的基因，她的深根不容置疑地应当是孔子所言的“大道”，就是道德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