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救世主

西方的文化，从根本上而言是宗教文化。

西方的文化也曾经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历史上也曾经正式介入中国文化，试图取代封建文化而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西方传教士其实在唐代就已经来到了中国，但是那时他们没有市场。在明清时期，由于儒家理学畅行，连诵读《易经》也被无情地取消了，只允许诵读精神营养能量极低的《四书》。“八股兴而经说亡”，将整个中国社会弄得精神营养贫乏不堪，他们才有了立足之地。

在清朝康熙年间，因为传教士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成果，将科学与宗教捆绑在一起推荐给康熙，也就真正立下了足跟，掀起了西方文化与封建文化进行的一次较量与比拼。结果，以洋教的失败而告终。

公元1692年3月22日，康熙发布敕令，列数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准许西方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康熙亲临宣武教堂，题写了“敬天”和“万有真源”两副匾额，还作诗称颂耶稣。当时，传教士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数十种，又帮助中国制造火炮数百门。康熙大帝每日请教士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三人入宫授课两三个小时。康熙还开了海禁，使中国土地上破天荒有了外国洋行。

但是，好景不长，西方洋教却触动了封建文化最敏感的神经。十八世纪初叶，梵蒂冈教廷派遣34岁的主教多罗来华，以“捍卫纯正信仰”为名发布谕令：不能用“上帝”这个名字，要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不许悬挂“敬天”一类匾额；不准敬孔祭祖；不能称许中国古经；等等，违反者开除教籍。

康熙嗅出了这谕令中的弦外之音和潜在危险性，立即将他逐出国门。康熙说：中国人的“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质的天，敬孔祭祖也不是宗教，乃是孝心与敬心的表达，与基督信仰毫不冲突。教皇却还是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又再次派主教嘉乐前来重申谕令。

康熙曾经十三次接见他，寻求解决的办法，见毫无变通余地，于是朱批如下：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几年后，雍正皇帝终于真正敲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丧钟：信教的中国人一律处以极刑，教堂一律没收，传教士一律赶出国门。雍正说：你们想把中国人变为信徒，成为你们君王的顺民吗？一旦上万艘洋船来了，中国就大难临头了！

梵蒂冈教廷的刚愎自用，对中国道德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孤陋寡闻，不识封建文化中“忠孝”二字对维护皇权和社会人心稳定的双利性，盲目坚持“唯上帝独尊”，却不识中国封建文化既然能够将自己民族固有文化基因中的“唯道独尊”，轻而易举地替换成“唯儒术独尊”，这该是多大的势力和能量性！

并且，这个“唯儒术独尊”全盘取代“唯道独尊”，已经苦心经营了2000多年，具备着牢固的根基。梵蒂冈教廷想仅凭两道谕令就予以撼动，自取其辱也就是在所难免之事。西方最后也只好凭借武力破门而入，用枪杆子撑着脊梁宣传“福音”。而对中国古代道德文化时期就早已经固有的“上帝”一词，戴在“Deus”头顶上是否合适，也不了了之地采取了默认。但是不许祭祖之类，迄今也未见变更。

以史为镜，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由于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异变，这个文化怪胎的疾病，并不是“外”科所能医治得了的，还是需要“内”科治理和调节。

中国东方的文化，其实应当自己救自己，自己医治自己那自己因为文化基因缺失和异变所产生的疾病，而不能仰人之鼻息。“外”科难以医治“内”科的疾病。因为那古老的道德文化基因，才是东方震旦文化之根。

修复道德文化的基因，使道德文化基因中的三项功能全部恢复勃勃生机，将遗传信息完整地转录和翻译，并且迅速分布于每一块组织器官和神经之中，那么自我修复也就能在短期内迅速地完成，各种顽疾都将不药而愈；而且，自然因果周期律的链环也就必将断裂开来，不再困扰这个多灾多难、长期自虐的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批评中国封建社会：这真是一块活的顽石。但是，完成道德文化基因的全面修复和恢复，这块“顽石”也必将会在道德根文化的复兴之中，转化成为玲珑剔透的瑰宝！

如果在21世纪初，中国能使道德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全部完整地转录、翻译、调控，也就必然将会获得新生，成为新世纪在东方重新崛起的巨人——道德文化昌明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