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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发现的简帛古籍对传世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提要） 作者简介：裘锡圭（1935.6.——），祖籍浙江宁波，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北京大学中 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战国秦汉时代的墓葬里，陆续发现了不少简帛古籍。其中，七十年代的几次发现，其重要性可以与历史上孔壁古文和汲家竹书的发现相比。八十年代以来，仍时有重要发现。本文拟对这四十年里简帛古籍的各次发现作简单的介绍，并粗浅的谈谈这些古籍对传世古籍的整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各次发现简介。 1957年3至5月，河南长台关一号楚墓（发掘者定其时代为战国早期）出土古书残简，近年有学者定为《墨子》佚篇。 1959年7月，甘肃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出土《仪礼》木简八篇、竹简一篇。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属武帝早期）出土《孙子》、《孙膑兵法》、《晏子》、《魏缭子》、《太公》（《太公》为《汉书·艺文志》所用书名，今传《六韬》原为其一部分）以其论政、论兵和阴阳占候等方面的佚书多种，惜竹简残损严重。 1973年5至12月，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十号汉墓（发掘者定为死于宣帝时的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了一批已因焚烧而炭化的竹书，内容有《论语》、《文子》、《太公》、*《儒家者言》（前加*号的书名为整理者所拟，下同）等，竹简残损情况也很严重。 1973年11至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下葬于文帝十二年）出土《老子》（有两本，卷前或卷后抄有佚书）、《周易》（附有《易系辞》和不见于今本的佚传）、*《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以及医药、占候等方面的帛书多种。同墓还出了房中术方面的简书。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秦律、《日书》等竹简。 1977年7至8月，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发掘者定为死于文帝时的汝阴侯夏侯灶之墓）出土《诗经》、《周易》（可能为蓍龟家之《易》）、《仓颉篇》、*《万物》等竹书多种，惜竹简极为残碎。 八十年代，江陵九店五十六号楚墓（发掘者定其时代为战国后期前段）出土日书竹简。 1983至1984年间，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属吕后时期）出土汉律、《秦谳书》、《脉书》、《引书》、《算数书》、《阖庐》等书。 1985年秋，张家山三三六号汉墓（属西汉早期）出土汉律、《功令》、《盗跖》等竹书。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属战国晚期）出土日书等竹简。 1987年6月，湖南慈利石板坡三十六号楚墓（发掘者定其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早）出土一批竹简，似包含数种古书，惜极为残碎。 1989年，湖北云梦龙岗六号出土秦律竹简。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发掘者定其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出土《老子》、《緇衣》等竹书。 近两年在香港古物市场上也出现了大约盗掘自荆门楚墓的竹简，其中也有古籍，大部分已为上海博物馆购回。 二、简帛古籍对研究古籍形成过程的作用。 古代子书往往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其中不但有先生的著述、言论，也有门弟子或后学增益的“学案、语录、笔记、传状、注释”等类内容（参看余嘉锡《古书通例》）。银雀山汉墓所出《孙子》，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古代数术、方技方面的著作，往往是以较早的同类著作为依据，逐渐修改、增益而成定本的。马王堆帛书和张家山竹书中的脉书，可以视作《内经·灵枢》中的《经脉》篇的祖本，张家山竹书中的《算数书》跟后来的《九章算术》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银雀山竹书中的有些篇跟《管子》有密切关系，尤其是《王兵》篇，其内容分别见于《管子》的《七法》、《参患》、《地图》等篇，而且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是，《管子》袭用、割裂《王兵》篇的。这对了解《管子》的成书过程有重要意义。 三、简帛古籍对研究古籍真伪、时代的作用。 今本《六韬》、《魏缭子》、《晏子》都曾被人疑为非先秦之书。西汉早期的银雀山墓出土了这些书的部分篇章，文字与今本大体相合。一种书从写成到流传，总要经过不太短的一段时间，这些书的著作年代当不晚于战国。今本基本上可以看作先秦古籍。 今本《鹖冠子》被许多人看作后人依托的伪书。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佚书等，有不少跟《鹖冠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字，可证其并非伪书。 今本《文子》跟《淮南子》有大量相同的内容，前人多认为今本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者非一书，乃是后人抄袭《淮南子》等书而成的伪书。从八角廊汉墓所出《文子》残简看，今本虽经后人作过较大的改动，但仍保留了不少汉代本的实质性内容，不能简单的视为抄袭《淮南子》等书而成的伪书。 战国楚墓和马王堆汉初墓都出土了《老子》，宣告了不少《老子》晚出的说法的破产。看来《老子》成书的时代最晚也晚不过战国早期。 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武和孙膑的兵法，宣告了《孙子》为孙膑所作之说的破产。 由于简帛古籍的出土而进一步明确的关于古书形成过程的一些情况，对我们正确理解有关古籍的真伪和时代问题，也有很大帮助。 四、简帛古籍对研究古籍传承等情况的作用。 简帛古籍中的《周易》、《诗经》、《仪礼》，都是我们所已知的各家之外的本子。由此可以窥见经书传承的复杂性。 有些古书的简帛本和传刻本，其章节分合有出入，《老子》、《晏子》等都有这种情况。 以同一书店简帛本、唐以前人引文和宋代以来的传刻本相对照，可以看出传刻本跟简帛本在内容上的差别，要比唐以前的传抄本大得多。这反映了印刷的流行对古书不利的一面。 五、简帛古籍对校读传世古籍的文字的作用。 在利用同一书的简帛本校读今本方面，学者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对《老子》、《孙子》、《战国策》等书的校读的成绩尤为突出。 简帛古籍中的佚书跟传世古籍相重的部分以及其他与传世古籍有关的内容（如相同的词语等），也都可以用于古籍的校读。 简帛古籍的字形特点以及用字和书写的习惯，也是校读古籍的根据。 用简帛古籍校读传世古籍，有时能解决很多重要问题，如《荀子》提到的思、孟五行说的确切内容，就是依靠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后佚书弄清楚的。即使是某些对文义没有明显影响的异文，如否定词用“弗”或“不”的不同，对研究古汉语语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今天，从事先秦秦汉古籍的整理研究，已经离不开简帛古籍了。 （原载台北出版的《汉学研究通讯》15卷1期，1996） 摘自《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编辑：德永） (责任编辑：admin) |